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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如果任由自己的責任心做事，早晚會被‘責任’這兩個字累死。我決不讓我的兒子再當老師。”北京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學老師告訴記者。
記者發現，不少有孩子的教師正在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孩子樹立更爲“遠大”的理想，說什麼也不讓孩子再當老師了。
教師的有限責任正在演變成一種無限責任
“從知道當老師那天起我就不自覺地背起了這個責任”，參加工作11年的魏東盈老師說。
“第一天站在講臺上看着下面幾十雙渴望的眼睛時，我突然有了一種要把他們教育成才的衝動。”回憶當時，魏老師嘴脣有些輕輕地顫抖，“我知道這就是責任”。
和魏老師一樣，不少老師從站在講臺上那天起便不知不覺地“嚴於律己”起來。別人可以適時地偷個懶，老師不行；別人可以不高興時發個牢騷，老師不行；別人可以在不太損害他人利益的時候做點兒小壞事，老師不行……老師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老師在孩子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如果沒有極強的責任心，不僅會誤人子弟，“我們首先就過不了自己良心這一關”，快到退休年齡的張琳老師說。
就爲了這個良心，不少教師自覺地讓自己做得更多。
然而，這個責任似乎有了越來越重的趨勢。
上個學期，魏老師班裏兩個學生放學時互相推搡，一個孩子倒地小腿骨折。因爲“出事的地點就在學校門口”，骨折學生的家長要求學校承擔責任。“我們並不是不想管學生，只是這一管就沒邊兒了”。
據瞭解，現在幾乎所有的中小學都取消了春遊和秋遊，不少學校的體育課也把“跳山羊”等危險運動取消了。只要一到課間，魏老師就守在自己班教室門口，爲的就是“盡職盡責”地保護學生的安全。
“教師的有限責任正在演變成一種無限責任。”張老師說。
從早忙到晚一刻不得閒教師在透支健康
“現在社會上在宣傳孟二冬，他確實是個好教師，但其實在我們普教系統這樣的老師還很多。”在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學擔任校長的孫立老師說，他們學校幾乎每個老師都有職業病。
“我們不是不想休息，是根本不敢休息。”魏老師說。
今年魏老師一個50歲的同事得癌症離開了人世，還有兩個同事不到五十就得了冠心病，好幾個將要退休的老師已經成了“藥罐子”。“看着這些老師，我似乎已經看到了自己悲慘的未來”，魏老師說。
即使這樣，老師們仍然不捨得專門拿出時間來休息，除非病倒了。
身爲班主任的魏老師給記者描述了她典型的一天。
早上6：30來到學校上早自習，然後上課，課間到教室巡視，自己沒課的時候要抓緊時間判作業，不過這時通常會有其他科目的老師找到自己，跟她交流自己班學生的學習情況和發現的問題。
中午要看着在學校吃飯的學生吃飯，以免他們把吃不完的食物隨手亂扔，而自己則要一點左右才能吃上飯。之後又開始了同上午相同的過程。學生下課後，還有打掃衛生、各種選修課、興趣班，所有這些結束了也就到了下午六七點。這時距魏老師早上從家出門已經十二三個小時了，還不算給學生補課的時間。
晚上回家以後，魏老師還要備課、改作業。“有人形容我們睡得比貓少，起得比雞早，幹得比牛多，跑得比馬快”，魏老師說，這種描述也許有些誇張，但卻形象地反映出了普通教師的生活。
“近兩年我們也意識到了老師的健康問題”，擔任校領導的孫立老師介紹，從去年起他們學校規定，每天下班前半小時是老師鍛鍊身體的時間。剛開始，老師們還能堅持，但是慢慢地參加鍛鍊的人越來越少。每天校領導要挨着辦公室去動員，老師們卻說：“我們知道學校是爲了我們好，可是我們都出去鍛鍊了，剩下的活兒誰幫我們做，您就別給我們增添負擔了。”
競爭無止境減負讓教師的負擔明降暗升
如果說班主任的工作強度來自每天披星戴月地工作，那麼普通老師的壓力則來自日常教學。
“雖然上面規定評價學校不能只看分數，可每到高考結束，區裏都會把高考分數在600分以上的列出來，這些學生的學校就列在後面。”孫立老師說，“這不明擺着還是要我們向分數看齊嗎”？
學生的成績好，老師評級就容易，獎金也會高。
於是，學生的分數事實上成了衡量老師工作質量的最主要指標。老師們表面上和和氣氣，其實暗地裏都在較着勁兒，生怕自己班學生的成績不如別人。
比了考試成績還要比學科競賽成績，沒得比了就比紀律，比運動會成績……
“這種競爭無休無止，只要想分出高下，你總能找出和別人競爭的項目”，張老師說。
但對副科老師來說，連參與這種競爭的資格都沒有。“我還是希望成爲正課老師，至少我可以有一個跟別人競爭的資格。”魏老師說。
魏老師除了班主任工作外，還教一個年級的政治課，一週12節。
今年5月，魏老師教的政治課就結業了。從5月到放假的兩個月時間裏，魏老師清閒了。
“確實是難得清閒，可這兩個月的收入也大不一樣”，魏老師說，因爲沒課學校就不發給她結構工資，獎金也沒份兒。
這個結構工資可不容輕視。據知情人透露，北京市一些還算不錯的學校，一個普通老師的“結構”大概有四五千元。
工資縮水還是小事，關鍵是副科老師在評級、評職稱上也受很大影響。
魏老師1994年大學畢業，在北京一所郊區學校工作，工作12年了她的職稱仍然是“初級”，而她的同學絕大多數早已經是中級了。“評級、評職稱的時候中考成績是一個挺大的加分指標，我是副科老師在這方面吃了不少虧”。
爲了自己的前途，魏老師現在又報了個英語大專班，每個週末她都要從郊區趕到市裏的學校上課，“我的不少同學早就想辦法轉成主科老師了。我現在30多歲，再不改損失就太大了”。
魏老師還有一個6歲大的女兒，父母的身體也不好，但是她還是決然地把自己逼到了沒有一點休息時間的境地。據她說，現在她這個年齡的教師，不少都跟她一樣。“我們經常和女兒開玩笑，媽媽是要把咱們家打造成學習型家庭”。
有人說，問題其實並不複雜，老師只要把課教好很多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現在的課可不像以前那麼好教了”，已經教了30年書的張老師介紹，這些年教材經常變，而且不少教材的適用性較差。
張老師打了個比方：“學生掌握知識的順序是A到B再到C，但現在的知識是先出現A，然後出現C，這中間的B則只能由老師自己補課”。
魏老師說，爲了配合改革，現在年輕老師每學期都要“做課”，每次做課都要花上個把月的時間做準備，“如果一個學期做兩次課，這個工作量就可想而知了”，魏老師說。
不再受人尊重讓老師們難受
其實，苦點兒累點兒還不至於讓老師們下決心不再讓自己的孩子當老師。自己的職業不再受人尊重才讓老師們更痛苦。
“我現在在外人面前很少提自己的職業”，張琳老師說。她剛走上教師崗位時特自豪，說起自己的職業都會揚起臉。但現在，這個職業不再能帶給她尊重。
“現在的年輕老師太看重錢，這不能全怪他們，整個社會都是以掙錢多少來衡量一個人價值的。”在張老師眼裏，是年輕教師的“向錢看”給教師這個職業抹了黑。
“以前我們課餘給學生補課是分內的事”，張老師說，但現在她發現有些年輕老師給學生補課竟然是收費的。張老師介紹，利用課餘時間給學生辦補習班十分普遍。甚至還有一些家長把老師找到家裏給孩子當家教。
以前的老師雖然清貧但是卻贏得了整個社會的尊敬，現在老師們的腰包鼓了起來，但是他們贏得的尊重卻癟了下去。
孫立校長說：“其實我們不用專門阻止孩子當老師”，孫老師自己的孩子還不大的時候，就經常跟他說：“你不用勸我，看見你我就夠了，我決不會再走跟你一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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