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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明知沒有短信或來電，我也要翻出手機看一下。”南開大學學生的一份調查顯示，73.17%的受訪大學生手機用戶認爲自己出現了上述“症狀”。調查者指出，“拇指文化”促成了大學生對手機的依賴心理。對比而言，外向者更容易依賴手機。
這份針對大學生的調查，是由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的一個學生課題組完成的。他們的課題是“‘短信文化’對大學生心理及行爲影響的問題研究”，得到了南開本科生創新科研“百項工程”的資助。
他們爲“手機依賴”所下的定義是：使用手機(短信息)作爲其人際互動主要手段的羣體，所存在的強烈的、持續的需求感和依賴感的心理和行爲。
只要留心觀察，“手機依賴”的表現隨處可見：總把手機帶在身邊，否則就心煩意亂；當一段時間手機鈴聲不響，會感到不適應；總有“我的手機鈴聲響了”的幻覺，甚至經常把別人的手機鈴聲當作自己的；當手機無法連線網絡、收不到信號時，會產生焦慮和無力感，脾氣也變得暴躁起來；經常下意識尋找手機，不時掏出察看……
爲了從實證角度考察短信文化現象，並瞭解其如何影響大學生的心理和行爲，研究人員選取了天津地區四所高校的大學本科生，用簡單隨機抽樣的方法分別從每所學校選取男女生各50人。發放調查問卷400份，最終回收有效問卷379份，有效回收率94.8%。調查內容包括被調查者的基本情況及手機短信使用情況，也包括被調查者的人格傾向以及性格的內外傾向性情況。
在南開大學常健教授和季乃禮副教授的指導下，調查者採用了概率抽樣中的分層抽樣與簡單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從調查方式、問卷數量、回收率和有效問卷的數量來看，完全符合科學調查的標準，能夠滿足對變量進行統計分析的要求。
根據調查，大學生每月發送短信條數集中在200-500條之間。九成大學生月發送短信數量在100條以上，月發送短信500條以上的約佔15%。月手機費用100元以上的佔11.9%，50-100元的佔36.9%，50元以下的佔51.2%。
課題組認爲，短信有着其他傳播媒介無法替代的優勢，如價廉、快捷、簡短、豐富、互動性和隱祕性強等特點。這正好迎合了大學生對人際交往具有強烈需要的心理特徵。可以認爲，大學生中的短信使用羣體已對手機產生了依賴心理。
雖然確定了“手機依賴在大學生羣體中客觀存在”這一基本結論，但該課題組並不認可“手機依賴症”這種提法。在此之前，曾有心理專家將其看作一種具有典型症狀的心理疾病，將其命名爲“手機依賴症”。還有學者認爲，“手機依賴症”大多在性格比較孤僻、缺乏自信的人羣出現。
但南開大學學生課題組提出，應該將“手機依賴”視爲一種社會現象，將其看作流行心理疾病是“狹隘的、極端化的”。與人們想象不同的是，這份調查還顯示，那些外向、待人熱情、好交際的大學生，對手機和短信的依賴程度反而更高，即對手機的依賴程度與其個人的社交能力成正比。
課題負責人、南開大學學生王琦解釋說，對手機的依賴程度與用戶的交際適應性能力呈顯著的正相關。交際能力強的人可以藉助手機拓展和加強自己的人際網絡；而對於交際能力差的人，手機則成爲了一道人際關係的屏障。被拓展的人際網絡將帶來流量更大的、頻率更高的信息，使得交際能力強的手機使用者爲了合理的處理信息流，而更加依賴手機，形成正性的循環。
在課題組成員王今昭看來更值得關注的是，在高校中，手機尤其是短信的使用已然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有其相應的亞文化羣體。
根據調查，近70%的受訪者認爲發送短信是一種很好的溝通方式。被調查者使用短信的主要原因在於方便，其次是快捷，再次是經濟，這表明價格低廉並不是被調查者使用短信的主要原因。發送短信主要用於具體事務，其次是問候和娛樂。
調查結果顯示，52.2%的大學生認爲擁有手機後與外地朋友同學聯繫更加頻繁，15.1%選擇否，32.5%選擇“說不清楚”。這說明，短信作爲方便快捷的溝通方式擴大了大學生的交往範圍。
課題組編制調查問卷時引用的另一份調查稱，手機已成爲大學生羣體中最普遍的通訊工具，在某些高校的學生中手機普及率已達到85%以上。
“短信文化是解讀大學生心理的符號；短信文化是大學生心理的一面鏡子。”在調查報告中，南開大學的學生課題組一語道出研究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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