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原中山大學『酷兒研究小組』正式注冊為校立學生社團『彩虹社』。因其社名與標志均引自『同志平權運動』的標志『彩虹旗』，而被國內外媒體視為『國內首家同性戀學生社團』。作為指導老師的女性學者、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艾曉明與她的學生們，猝不及防中被推到『風口浪尖』。李銀河在博客上發文稱『他們在創造歷史』，無疑『火上澆油』。
『我是同性戀』
『今天從廣州一位記者那裡得知，全國第一個同性戀社團在中山大學正式成立並成功注冊。這真是一件值得祝賀的事情，是一個裡程碑式的事件，是歷史的進步。他們在創造歷史。他們的舉動意義重大。目前，應當尊重少數族群而不是歧視他們已經成為全世界所有文明國家的共識，也是知識界的共識。中國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社會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變得更加美好。??李銀河』
《新民周刊》：這兩天中山大學中文系總機被打爆了吧？這麼多媒體要尋找艾曉明，大家都問您什麼呢？
艾曉明：問題幾乎集中在『彩虹社成員是否全是「同志」』上，我對這個預設喜懮參半。我想任何一個學生社團，在性的身份上都應該是多元的。彩虹社不言而喻，當然有『同志』同學，但絕對不會說你不是這種身份就不能成為其中的一分子。究竟誰是誰不是？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究竟在哪裡？大家想搞清楚這一點的目的是什麼？這是我們需要去思考的。
《新民周刊》：您對這個社團的成立怎麼看？
艾曉明：彩虹社的成立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南方一個國家部屬的重點大學，對性少數同學開放了一個社團，即性少數同學可以組織自己的社團，提出自己的主張，舉辦各種活動，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情。
《新民周刊》：既然這是彩虹社成立的意義之一，為什麼這麼多人都在不斷澄清它不是同性戀組織？
艾曉明：『同志』議題依然敏感。一方面是它挑戰了性別偏見和歧視，另一方面它有風險，包括學校相關部門，都要承受某種程度歧視的壓力。當學校變成媒體的關注焦點，可能會采取一些保護性措施。我覺得無論怎樣，校方有責任采取他們認為合適的舉措。但是把這個社團就說成是同性戀組織，又簡單化了，它確實有非『同志』的成員。然而我也不想強調這一點。為什麼我們需要用解釋來降低它的敏感性？這樣做的時候，其實降低了這個組織的挑戰性。昨天有人問我打算怎麼回應，我說准備寫一篇文章，叫做《艾曉明：我是同性戀，我自豪》。
李銀河：艾曉明不是同性戀，我知道她不是。(大笑)
《新民周刊》：既然艾老師不是同性戀，為什麼要選擇『出櫃』？
艾曉明：我是作為一個性別教育論壇項目的負責人、一個性別研究的學者來說話。當初艾滋病在南非受歧視時，一名婦女暴露身份而被打死了。那些反歧視的團體成員做了一件文化衫，背後是這名婦女的頭像，正面寫著：I?m HIV Positive(我是HIV陽性)。那個意思很明確：我們都是。
《新民周刊》：你們預先對壓力有沒有做好心理准備？
艾曉明：沒有，我們開始並沒有想到這個事情會受到這麼大的關注，一下子把同學們推到媒體前沿，讓他們去面對這些問題。有同學告訴我昨天電視上拍到的彩虹社同學長得像他，播出後就有人跑到教室來探頭探腦。我覺得媒體的動機可能是好的，它考慮的也許是公眾關心這個問題，但確實讓我們這個年輕的社團承受了比較多的壓力。將來會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公司招聘時會問是不是參加過彩虹社。如果回答是，就可能遭到拒絕。這個社會准備好了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給予他們各方面的呼應和精神上的支持了嗎？大家沒有去思考這些問題，卻一個勁地要搞清楚這個社團的參與者的身份，我非常擔心。
《新民周刊》：李銀河老師，10月29日您在自己的博客上祝賀全國第一個同性戀社團的成立，現在是不是有點失望？
李銀河：原來它是一個關注同性戀議題、反歧視的社團，這我也是頭一次聽說。彩虹社起了這個名字，讓我原來以為它就是一個單純的同性戀社團。我此前聽說北大的同性戀者也在申請成立社團，但是並沒有得到批准，還以為中大走前了一步。這真是讓人稍感失望。
《新民周刊》：彩虹社這種性質的社團在高校多嗎？
李銀河：我還沒有聽說過。我們現在對同性戀的歧視其實還是很厲害的，盡量不讓它們進入社會視野。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些零散的研究項目和小組，比如我現在參加的北大法學院和加拿大合作的反歧視項目，我做的部分就是反同性戀歧視，但是並沒有一個正式的社團以反同性戀歧視為主旨。彩虹社在這方面是第一個。
《新民周刊》：北大曾經舉辦『首屆同性戀電影節』，雖然影展作為嚴肅的藝術交流活動得到校團委批准，但在消息被瞬間放大後，電影節仍然匆匆落下帷幕，沒有了『第二屆』。如今彩虹社突然成為關注焦點，會不會『重蹈覆轍』？
艾曉明：『同性戀社團』這個關注焦點驟然出現，讓本來不敏感的團體變成了一個敏感團體。在同性戀歧視還普遍存在的情況下，把這樣一個弱小的團體推到衝突的前沿，如果這個團體不夠強硬，它可能就會被淹沒。如果它帶來了大量負面影響，將來學生管理部門對這類社團的審批將會更嚴格。
聚焦校園
幾乎中國所有高校，包括北大、清華、北航、同濟、復旦、武大等等，同性戀現象已不再是一個秘密。中國高校裡的同性戀學生從不曾因為我們關注而增多，也從不曾因為我們忽視而減少。——陳禮勇《中國同性戀調查》
《新民周刊》：如今同性戀者在高校學生中佔有多大的比例？
李銀河：金賽調查發現絕對同性戀者的比例是3%-4%，高校中同性戀的比例不一定會更高，我認為它在社會各階層裡面是隨機分布的，或許會集中到某些行業，比如服裝設計業、花樣滑冰等。據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介紹，他於2001年對全國大學本科生性觀念與性行為狀況進行了一次隨機抽樣調查。調查顯示，有6%左右的大學生在大學期間首次發生了同性之間的性接觸。調查中，有同性戀心理傾向和同性接觸的男生和女生一樣多。這個比例跟其他國家比並不高。金賽調查有過男男性接觸的，在男性白人裡佔到37%。尤其是在單性環境裡，作為異性對象的替代出現，比如監獄、軍隊、修道院、男生宿捨等。
《新民周刊》：2003年北大舉辦了『同性戀電影節』，2005年復旦大學開設了《同性戀研究》本科生公共選修課，此後，北京高校學生組織了不少以同性戀問題為主題的志願工作。從2005年10月中央民族大學就同性戀問題展開問卷調查開始，北京林業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都舉辦了同性戀知識論壇等主題活動。在同性戀議題上，內地高校似乎走在其他民眾前面。
李銀河：應該如此，世界各國都有這樣的規律。在學校這個環境裡，他們的文明程度比較高，最容易對少數族群采取寬容的態度。
《新民周刊》：我聽說中山大學的『酷兒研究小組』是艾曉明老師倡導成立的讀書小組。
艾曉明：是我倡導的。因為我上的公選課每年都要講這方面的議題，很多學生來修。而我們上公選課，就要組織學生的讀書小組，宗旨是推動校園性別平等，消除歧視和偏見。這在高校是很正常的教學活動。它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社團，只不過沒有到學校學生處去走這個程序。
《新民周刊》：這個小組已經成立了兩年，給校園帶來了哪些變化？
艾曉明：剛開始我們有同學在外面獻血，看到獻血車上寫著『禁止同性戀獻血』，大家進行了討論：有同性戀性取向的同學，他對此的感受是什麼？我們同學還進行了跨性別表演，把自己對於同性戀的各種疑惑都公開地表達出來，然後大家去讀相關的研究書籍，挑戰這些偏見。校園外，我們和廣州同志網站一起做過520(我愛你)搖起彩虹旗活動。這些活動對於消除性取向歧視還是起了很多積極作用，讓性少數同學感受到了友好的氣氛。
《新民周刊》：這個小組何時打算發展成為一個社團的？
艾曉明：我記得是9月份迎新以前，因為每年迎新我們都會有一些性少數的新生。
《新民周刊》：既然『酷兒研究小組』就可以舉辦種種活動，為什麼又要注冊為正式的社團？
艾曉明：成為學校認可的社團，就可以和學校其他社團一樣享有平等的資源。比如迎新就可以擺一個牌子：彩虹社迎新。你要是沒有注冊，就不能公開貼海報，舉辦活動時就不能名正言順地申請教室。
《新民周刊》：有人說，雖然學校很重視和理解這類群體的需要，但畢竟太敏感，社團一度申請不下來。彩虹社的學生向艾曉明老師求助，由她和學生處負責的老師溝通。
艾曉明：中大學生管理部門的老師，在這樣一個人文教育氣氛比較濃厚、也比較開放的校園環境裡，還是能夠接受新議題的。但是同學們成立電影協會，他們比較熟悉，成立經濟協會也可以想象，但是搞酷兒理論，他們就很陌生了，於是就給我打電話，我就說這個社團是我們支持的，為什麼支持，我們以前搞過什麼活動。他們也覺得推動尊嚴、平等、無歧視是一件好事。大家在這個原則上達成了一個共識。
家長反彈
百分之八十九以上的中國學生對同性戀持寬容和接納的態度，這個數字比中國全社會對同性戀的認可接納程度高得多。——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
《新民周刊》：目前彩虹社下設5個部門，其中最有特色的是LGBT部，負責組織成員交流、聚會以及開辦諮詢站。據彩虹社負責人廖明珠說，LGBT就是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的意思。
此前也有媒體報道彩虹社除了面向學生舉辦影展、沙龍、講座，開辦酷兒藝術展等活動外，也將與其他『同志』組織或個人進行交流。但是現在彩虹社的同學開始否認這一點。
艾曉明：我們這樣一個做性別教育的社團，怎麼可能和同性戀組織沒有聯系？所以我說不能讓一二年級的同學馬上面對非常強大的社會壓力和媒體壓力。他們的初衷相對來講是比較單純的，現在把這麼尖銳的文化衝突全部都擺在他們身上，他們一定處理不好，做這樣的期待也是不正確的。學生有權利不回答，或者用權宜的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
李銀河：我覺得他們已經夠勇敢了。明明是異性戀，卻來幫助同性戀反歧視，這就很不容易。如果再牽扯上『介紹朋友』，他們的壓力就更大了。這還是折射了社會上人們對於同性戀的某種恐懼：萬一要是有找朋友的活動就不得了了！
《新民周刊》：李老師曾經和薛湧在博客上筆戰，其實薛湧有句話還是很實在的：『如果有人在我女兒的學校裡講「婚姻家庭使我們的人際關系變得單一得可憐，多邊戀和周末夫妻體現了探索無限豐富的人際關系的創造力」的話，我馬上會到法院對學校提出起訴。我想家長們對於同性戀的擔懮絲毫不會低於『性解放』。彩虹社的成立，難道不會導致家長們強烈的反彈？
艾曉明：家長接受自己的子女是一個同志的性別身份，非常需要我們去展開大量的教育。在國外的同志研究中心，都會有一些專門的刊物，比如『家書方案』，說的就是如何與父母溝通。在中國，大部分家長是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戀的，這些孩子也不會跟家長『坦白』，每個同性戀和父母都有很迂回的心路歷程。如果我們沒有很多教育，當一些父母發現自己的子女是同性戀時，他們是很痛苦很矛盾的，有很多面子上的顧忌，說是家門不幸、祖上蒙羞、在親朋鄰居面前抬不起頭來，好像天馬上要塌了。所以我們不要讓個人去承受所有這些困難，而是全社會來創造一個平等、無歧視的氛圍。如果我們很好地推動這些理念，促進這種溝通，家長們的態度會慢慢改變。
《新民周刊》：艾老師非常疼愛自己的孩子。假如您的孩子是同性戀，您怎麼辦？
艾曉明：我的學生也問過我這個問題，我說可能幾年前你問我這個問題，我會很擔心。哪怕你理解他的性取向，還是擔心他在社會上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如果是現在，我可能就不會那樣回答。我會支持他。和他一起去抗爭壓力。
李銀河：彩虹社的成立，也是孩子們有這樣的需求。如果社團起的是幫助孩子們的作用，家長應該高興。我在中大的時候，有一次跟一個拉拉聊天，她說她母親本來特別擔心女兒老了怎麼辦，沒個伴，也沒孩子，老了誰養她？後來這女孩找到一個固定的伴，她媽媽看到就說：『如果你們倆就是廝守終身的話，我也就放心了。』其實家長也不是說完全不能接受。只要他們是愛孩子的，就能接受孩子本來的樣子。
不過在中國，同性戀家長這關是比較難過，我就接到好幾個這樣的電話。有一位母親知道24歲的兒子是同性戀以後要自殺。另外一位離異的母親問我：『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如果是因為我們離婚的話，為了他我們可以復婚。』她都不知道這兩件事情沒有必然的聯系。同性戀恐懼癥這麼厲害，大家需要共同努力來消除它。
《新民周刊》：也許下一代父母會開明得多？
艾曉明：在我們的性別教育論壇上，你去看看有多少人在上面寫留言：我將來一定要上中大。他們認為中大可以這樣做，他們願意上這樣的大學。
李銀河：我最近在大中城市400人中做了一次反歧視公眾調查。91%的人認為同性戀、異性戀人格是平等的，大於80%的人認為他們在就業上應該保持平等。還有大於60%的人表示如果發現朋友是同性戀，還能繼續和他作朋友。這個接受程度相當高，雖然多數是『接受他，並希望他改正』。其中年齡是最強烈的影響因素。年齡越輕的，接受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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