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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也不會從高校直接招聘大學生了，”吉林省長春職業技術學院的薛洪啓副院長語調堅定地說，“花了不少力氣招到的人卻不能用！”在2006年全國職業教育發展論壇上，來自河北省石家莊醫學高等專科學校和山東泰安東方計算機學校的院長也發出了同樣的感慨。而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小江卻發出了另一種感慨。
小江在大學學的是會計學專業，畢業後幸運地進入了一個不錯的單位，可是走上工作崗位後卻發現，實際工作跟課本上學的完全不一樣：有些賬不會做、有些報表看不懂，在學校裏花了很大力氣學的知識根本派不上用場。
現在小江不得不報了一個註冊會計師培訓班，準備從頭一點點學起。“人家都是上了大專再升本科，我卻是上完本科再補大專。”
“我們現在的人才培養出現了一個悖論：很多人沒事幹，很多事沒人幹。”中國職業教育學會副會長、深圳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兼校長俞仲文說，“這說明我們的高等教育出現了結構性的問題。”薛洪啓副院長也持有同樣的觀點。
“高等教育已經到了重構版圖的時候了。”俞仲文說。
一條高速路又寬又長 另一條又短又窄
“合理的高級人才培養結構應該是一個梯形，”薛洪啓副院長說，“最上面是研究型人才，這類人才的數量較少但是卻擁有較高的科研水平；再往下是工程型技能型人才，其中可以分爲高級、中級和初級3個等級，這類人才的數量較多，他們擁有一定的科學理論知識，同時具有較好的動手操作能力，是高級技能型人才。”
“也就是說，我國的高等教育應該形成兩條高速公路。”俞仲文校長說，“一條高速路上跑的是研究型學術型的大學，另一條高速路上跑的是技術類職業類大學”。
然而，問題恰恰出在這裏。
“我們都在說現在的大學生只會空談理論，一旦讓他們動手就傻眼了。”鄭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的謝乾副院長分析，這是因爲大家都在搶着進入研究型大學這條高速路，都在培養研究型的人才，這種定位就使得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只會“紙上談兵”。
“從我國現實的情況看，其實並不需要這麼多的研究型人才。”內蒙古建築職業技術學院和山西省石油化工學校的校長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我們現在缺少的是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可在高等教育的另一條高速路上，卻是另一番景象。
不少高職院校正在結合市場培養高技能人才，但是卻面臨着投入不足、畢業生得不到應有的待遇、學校得不到應得的社會聲望等困境。
正如內蒙古大學職業技術學院的董平副書記所說：“雖然從招生人數和院校數量等數字上看，普通高校和高職已經各佔半壁江山了，但是從教育資源投入、政府的重視程度上看，高職還遠沒有達到擁有半壁江山的地位。”
“高等教育面臨的一個結構性問題就是一條高速路又寬又長，另一條高速路又短又窄。”俞仲文說。
綜合性大學不斷擴張還在擠佔職業教育地盤
“每年有幾百萬名大學生畢業，我真爲他們的就業發愁。”不少職業院校的校長對於一些研究型大學培養的學生脫離市場需求深表憂慮。
讓這些校長們更加憂慮的是這些大學還在擠佔高等職業教育本來就不太寬敞的地盤。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職學校校長說：“現在很多綜合大學也在辦職業學院、二級學院”，這給獨立設置的高職院校帶來了一定的衝擊。
“其實，與單一的職業院校相比，這些綜合大學的職業學院和二級學院缺少面對市場的靈活性，以及多年積累出的專業性。但是，它們卻擁有着職業院校無法抗衡的優勢。”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校長介紹。
“如果擺在一個學生面前的是清華大學辦的一所職業院校和我們這所地處邊遠地區的高職，你說這個孩子會怎麼選？”這位校長用這種假設的方式告訴記者，這些二級學院是捆綁着自己身後強大的綜合性大學跟獨立設置的高職競爭。“再加上這些院校還會用‘專升本’吸引學生，在這種競爭中我們很難有勝出的可能”。
於是，在本來就不寬敞的高職教育這條高速路上又伸進了一條“粗腿”。
不少高職院校想擠入另一條高速路
就在受到來自另一條高速路的研究型高校擠壓的同時，一些高職院校本身也拼命要離開自己的高速路，擠到研究型大學的路上去。
不少高職院校認爲自己目前發展較慢，不能得到社會上的普遍認同是因爲自己沒有像綜合類、研究型院校那樣有一個“合法的身份”，於是，就要拼命向那條路上鑽。
“其實，目前高職院校自身還處在低水平的規模發展的階段。”內蒙古大學職業技術學院的董平副書記說。
董平介紹，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規定，一個地區只能有一所高等職業技術院校，其他都是中等職業教育學校。後來隨着經濟發展政策變化等原因，這一規定取消了，職業教育出現了一個“中職”升“高職”的高峯期，高職院校在數量上有了一個突飛猛進地發展，甚至達到了和普通高校平分天下的局面，但是，與之相對應的質量提高並沒有跟上。
現在又出現了一個“高職”升“本科”的高峯期。雖然不少專家認爲這與部分高職院校對自己學校定位和高等教育宏觀發展沒有清醒的認識有很大關係，但是同時，“這也表明高職院校仍在延續這種低水平的規模擴張”，董平說。
這種規模的擴張還表現在招生人數的攀比上。
隨着普通高校的擴招，現在一個高考成績200多分的考生就能被高職院校錄取。安徽省一位職業技術學院院長開玩笑地說：“即使一個考生什麼都不會，只要他在考試中隨機選擇A、B、C、D，按照概率也能得到200多分了。”
“這種在招生人數上的盲目攀比，嚴重影響着高職院校教育質量的提高。”董平說。
規模的發展與質量水平的提高沒有同步，是造成高職院校在高教版圖中沒有佔到應有位置的一個主要原因，對此，江西信息應用職業技術學院和遼寧工程技術大學技術與經濟學院等院校的負責人達成了共識。
可喜的是，現在已經有不少高職院校正在把提高質量作爲自己學校發展的首要任務，這也使得近兩年高職院校開始逐漸顯示出他們的分量。江蘇省張家港職教中心校孫偉宏校長告訴記者，發展校企合作是他們提高質量的拳頭產品。在他們的課堂，教室和車間連爲一體，學生在校期間就接受了現代企業管理和創新改革氣息的薰陶。
高職教育發展不錯的地方都是政策到位的地方
“與前些年相比，這兩年政策和社會輿論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外部環境正在改善，我們這些職教人是看到春天了。”河北省石家莊醫學高等專科學校的石樹東副主任說。
石樹東提到的外部環境其實是很多高職院校在發展中遇到的另一個難題。
董平副書記介紹，今年開學時，他遇到了這樣一件事。一位同學拿着錄取通知書找到他說不準備上這個學校了，原因是這個同學報考的是爲企業培養緊俏人才的專業，這種專業通常是兩年學制，而且畢業後通常不再有“續本”的機會。那個同學說：“如果不能續本我就不上了，即便這是一個緊俏專業，畢業後不愁分配”。董平了解到，這位同學現在正在家裏複習，準備明年繼續參加高考。
不少高職院校幾乎每年都會遇到拿到錄取通知書而不來報到的學生。
無論媒體怎麼宣傳職業教育的重要性，也無論社會對高級技能型人才如何缺乏，但是在很多家長和學生的觀念中，職業教育仍然是他們不得已的選擇，高職院校甚至成了不少學生“專升本的跳板”。
這是高職院校要應對的觀念上的困境。
不少職業院校的校長認爲，觀念困境的背後其實是政策導向上的偏差。
“現在高職院校發展不錯的地方都是政策到位的地方，”吉林省長春職業技術學院的院長助理明曉輝說，“哪個地方的政府對中央的政策貫徹得比較好，這個地方的職業教育發展就迎來了春天，而那些政策貫徹不利的地方，職業院校就還處在寒冬裏。”
政策的導向作用確實很明顯。
董平副書記仍拿前面提到的學生不報到的事情解釋，“高等職業教育就是要培養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教育管理部門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就不要再給這些專業‘專升本’的名額了”，這種政策無形中就是在引導學生：高職是階段性的教育，接受完高職教育還應該繼續接受本科教育。
“現在政策已經進行了調整”，董平介紹，一些專業已經沒有“專升本”的名額了，或者在逐步減少“專升本”名額。這勢必會使一些專業暫時失去一些生源，“但是，政策的導向一定要正確。”董平說。
高職院校的發展不是發一個文件、實施一個舉措就能解決的，它需要政府政策、人事薪酬、勞動保障、社會觀念以及高職院校自身實力增強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的共同推進。
只有高職院校有了實質的發展，我國高等教育的兩條高速路才能共同發展，“只有那時才能構建一幅科學、理性的高等教育版圖”，俞仲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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