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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包裏並非只能裝錢
重慶的李發英老太太最近決定，今年春節給孩子們發紅包，除了裝錢，還要裝進她親自撰寫的四副春聯。(見《重慶晚報》)這則新聞，給筆者一種如沐春風之感。發壓歲錢是中國的傳統，本來是爲了圖個喜慶，可現在卻變了味。拿到紅包，不少人關心的是紅包裏到底裝了多少鈔票，更有甚者，還互相攀比，因爲紅包錢數的多少而產生矛盾和糾紛，你說這是何苦呢？其實，紅包裏不僅能裝錢，也能裝進親情、溫情、祝福等更爲美好的東西——這些都比錢要寶貴得多。(北京喬志峯)
“黃帝紀年”背後的文化心理
最近有學者倡議要以“黃帝紀年”作爲中國人的紀年法，名爲“中元紀年”。看來，不少人還存在着“見佛就拜”的情愫。當舊的經濟秩序和文化秩序被打破，而新的內容尚未確立時，對舊有生活方式的懷念似乎難免。但是不少人眼界狹窄，總認爲“凡是傳統的東西都是輝煌和偉大的”。這與我們“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地大物博”之類的教育宣傳不無關係，以至於今天，不少人面對世界文化熟視無睹，面對傳統中的糟粕無力揚棄。看見祖宗就磕頭，即使是小腳、鞭子和文化自宮，他也會叫好，真是可笑。(滕州馮磊)
詩歌戲劇的“高考復興”
今年高考語文大綱規定“作文可寫詩歌戲劇”，宣告多年來被高考作文所排斥的詩歌、戲劇將不再是考生的寫作禁區。近十幾年，我們行走在一個丟失了詩和激情的年代，高考所拒絕的“詩歌戲劇”，或者其所極力推崇的“話題議論”，不正隱喻着我們的文化生態嗎？可能我們都忘記了：漢語言文學的記憶恰恰是從詩歌起步的，解禁恐怕也更符合高考公正和公平的價值旨歸。今日詩歌戲劇的“高考復興”，哪怕是能讓考生知曉什麼叫“詩意的棲居”，什麼叫“戲劇地生活”，也將是一件功不可沒的大事，其深遠意義，遠在“高考作文”和“詩歌戲劇”兩個命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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