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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針孔攝像機將考題傳出考場，高手負責做題，後將答案傳給使用隱形耳機的考生。1月20日，西安無線電管理部門現場查獲了考研“作弊電臺”，在民警的協助下控制了8名參與者。之後西安雁塔公安分局以無法律依據爲由未予立案，8名作弊者被釋放。日前，公安部、教育部責令陝西展開調查。
針對這一事件，在法學界也展開一場關於“此事件是否構成犯罪”的爭論。
關於西安考研作弊電臺問題，筆者已經在《法制日報》發表了“西安考研‘作弊電臺’不是犯罪”的觀點，闡述了作弊者既不構成竊取國家機密罪，也不構成其他犯罪的理由，並建議全國人大盡快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將此種行爲規定爲犯罪。有同志發表了不同的看法，在此，有幾個問題仍值得商榷。
關於開考之後，試卷還是不是國家機密的問題，我建議全國人大增加規定考試作弊罪，但有人建議修改《教育工作中國家祕密及其密級具體範圍的規定》，將試卷的解密時限由試卷啓用改爲該堂考試結束。按照這個意見也可以達到對類似西安“作弊電臺”行爲治罪的目的，可謂是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我認爲這個建議並不妥當，它會帶來如下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在試卷解密上形成自相矛盾，導致實踐中難以操作。我們知道，作爲國家機密的試卷，其封口處都貼有絕密封條。封條打開，意味着解封，也意味着解密。既然已經解密，試卷內容自然不再是祕密。這一點是邏輯使然，即使沒有“在啓用前的試題屬於絕密級事項”的規定，從邏輯規律上也能得出“開考後試卷不再是祕密”的結論。一句話，封條打開後試卷就不再是祕密了。
如果按照有關建議，試卷封條打開後還沒有解密，要到“當堂考試結束”纔算解密，那麼這個“封條”起何作用呢？既然封條打開後不算解密，如果工作人員在開考之前擅自打開封條，算不算泄密呢？假如他說：“這封條我雖然打開了，但法律規定‘封條打開還是祕密’，我沒有泄密呀！”該如何應對呢？
再說，封條打開後既然還是國家祕密，這“國家祕密”怎麼能到千千萬萬的考生手中呢？還有，除試卷貼封條之外，還有些信件之類的東西也會用貼封條的辦法保密，若試卷揭封后還不算解密，那麼信件之類的東西揭封后算不算解密呢？如果信件揭封后還不算解密，那什麼時候纔算解密呢？這個時間如何規定呢？如果信件之類的東西揭封就算解密，則又與試卷揭封不是解密形成矛盾。同一類東西，同一種保密措施，又是同一種解密方法，爲什麼有的算是解密，有的又不算解密呢？總之，這個建議實在是矛盾重重，運用在實踐中難保不出問題。
存在的第二個問題是，對考試作弊行爲仍然不能治罪。對於單個考生作弊，不以犯罪論處是正確的，因爲其社會危害性明顯輕微。但對於有組織有計劃地羣體性考試作弊，我認爲應當以犯罪論處。然而，按照有關意見，對於有組織有計劃地羣體性考試作弊仍然無法治罪。比如，假若多人在考場裏利用高科技作弊，由一個“高人”在考場裏將正確答案傳遞給其他應試者。這樣的羣體性作弊危害性也很大，但因未把試卷內容傳向場外，不涉嫌泄露祕密，按照上述見解就不能治罪了。
這樣一來，不但達不到抑制羣體性考場作弊的目的，也達不到“規範國家考試秩序”的目的，這樣，“規範國家考試秩序”的目的便難以達到。所以我認爲，還是應該完善刑法，增加“考試作弊”罪，而不是修改保密法。
退一步講，即使按照另外一種見解，即開考之後考試結束之前試卷內容仍然屬於祕密(注意：這只是個假設)，西安“作弊電臺”的行爲也仍然是考試作弊，而不是泄露國家祕密。爲什麼呢？在這裏，主觀故意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西安考研作弊者的行爲，雖然在客觀上涉嫌泄露國家祕密，但他們在主觀上並沒有泄露國家祕密的故意，有的只是作弊的故意。
作弊故意與泄密故意的區別在於目的不同。作弊故意的目的，就是考試作弊，即不正當地提高自己的考試成績。作弊者即使有泄密行爲，其泄密行爲也是爲作弊行爲服務的。而泄密故意，卻沒有作弊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將祕密泄露給他人。
也許有人會認爲，他們明知試卷內容是國家祕密，還要故意泄露出去，這就是故意泄密。這種理解是不正確的。要知道，按照刑法第14條的規定，構成犯罪的故意，在認識因素上必須是明知，在意志因素上必須是希望(追求)。作弊與泄密的區別在於，作弊者追求的是作弊的結果，泄密者追求的是泄密的結果。就西安“電臺作弊”案來說，不論考場內的人員還是考場外的人員，他們追求的顯然都是作弊而不是泄密，這一點是相當明確而沒有疑問的。除了主觀目的不同外，作弊與泄密在行爲上也不完全相同。作弊者，在考試過程中必然有作弊行爲，而泄密者在考試過程中則沒有作弊行爲。換句話說，作弊者可以有泄密行爲，而泄密者不會有作弊行爲。
上述推理是在假設的前提下作出的，就算考試結束前試卷內容還未解密，西安“電臺作弊”者的行爲也不構成泄露祕密罪。何況按照現有法規，考卷封條一經打開，就自動解密了。事實上，西安“作弊電臺”的行爲，僅僅是一種作弊行爲不可能構成泄露國家祕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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