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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對我的教育和幫助超過父母
河南科技大學招聘8名學生輔導員，竟有近300名碩士生報名應聘；上海師大14個學生輔導員的名額，引來230多名碩士、博士研究生競爭，甚至還有“海歸”和博士後。最近，本報陸續報道了一些高校輔導員崗位受熱捧的消息後，有人提出質疑，是不是碩士、博士就能當好輔導員？那麼，什麼樣的輔導員是好的輔導員，當今的大學生需要什麼樣的輔導員？本報記者爲此專訪了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理事長、原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張保慶上世紀60年代就讀於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大學)，他對自己的輔導員感情很深，他告訴記者，大學輔導員對他的成長起了決定性作用。
以下是張保慶的回憶：
從我的經歷來說，大學輔導員對我生活上、政治上的影響和關懷都很大，對引導我過好大學生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我是一個農村孩子。到了大城市，進了高等院校，對我來講是一次人生的轉折，眼前打開了一片嶄新的天地。我一方面感到豁然開朗，另外一方面，也深感有許多事不懂，特別是大學生活該怎麼安排，到大學以後怎麼要求自己，怎麼和周圍同學處理好關係……這些都是我需要學習和思考的。
我在大學先後碰到過3個輔導員，他們在不同方面對我幫助都很大。
我的第一個輔導員叫張萬科。當時他很年輕，可能還不到30歲，穿一身藍色的中山服，平頭，口才也不錯。那時的輔導員沒有架子，同學們都很喜歡他。他給我的幫助是很全面的。生活上，對我非常關心，政治上也始終鞭策我、督促我。
有件事給我印象很深。當時我家裏很窮啊，上學的盤纏是靠我母親流着眼淚東挪西借湊起來的，到了大學之後需要申請國家助學金。
那時的助學金有三個等級：一等18元；二等15.5元；三等12.5元,而大學生每月的生活費是15.5元。到學校之後我根據家庭情況申請了一個三等助學金。這意味着我每個月生活費還缺3元，需要家裏補貼。沒有想到，兩個月後，輔導員張萬科就找我來了，他見我面說：“張保慶，根據我們對你家庭困難情況的瞭解，你應該申請一等助學金。”我沒好意思說話，後來是輔導員自己跑去把我的助學金從三等改爲了一等。
從此，我每月能拿18元的助學金，扣除了15.5元的伙食費外，還能餘下2.5元，可以買點日用品。就這樣，靠着國家助學金我走過了大學時代，沒有向家裏要過一分錢。
這件事看起來很小，但是讓我感到輔導員對學生體貼入微、對學生的觀察很仔細、對學生的責任心確實很強。學生思想上有些活動，不用自己去找輔導員，輔導員會及時來找你。這種負責精神也直接影響了我，在我後來的工作生涯中，我把對人的關心、對下屬的關心，始終當作一件很大的事情來考慮。
因爲家裏窮，我來北京上大學時，帶的是母親手做的一牀土布被子、一身土布衣服。在學校，我們睡的是木板牀，到了冬天，我的被子基本上是墊一半蓋一半。上大學後的第一個春節，我沒有回家，輔導員到宿舍來看望大家。他剛剛坐在我的牀上，立即驚訝地站了起來，“咦，這牀上怎麼沒有褥子呢？”後來他知道是我的牀便立馬追問時，我回答說：“我本來就沒有褥子。”輔導員知道後什麼話都沒有說就走了。第二天，他買來一牀棉褥送給我。這件事情讓我感受到老師的愛心，感到了溫暖，並把老師的這種行爲當成自己的榜樣。而且，還覺得自己如果不把學習搞好，不好好做人做事，就對不起老師。幾十年來，不管我的生活發生了多大變化，對這件事始終沒有忘記。
我到大學之後，承擔了一些社會工作，擔任過系裏的學生會主席、年級的團支部書記。因爲我是貧困學生，對黨的感情很深，發自內心地認爲沒有共產黨，我就上不了大學，於是對社會工作很努力。但因爲“過於努力”，有時分寸掌握不好，往往對同學要求過嚴。每每出現這種情況，輔導員都幫助我仔細分析，告訴我哪件事爲什麼這樣做是對的，哪件事爲什麼不能這樣做。有時候工作偷懶了，輔導員一旦發現，批評也很嚴厲。
舉個例子。我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專業有個特點，大城市的孩子多，女孩子多。當時學校經常要組織學生參加一些勞動。我是個農民的孩子，看到一些城裏孩子幹活嬌裏嬌氣就很不耐煩，就嚷嚷，有時還公開點名批評。
輔導員在一旁觀察到了提醒我說：“你這樣做可不行，讓學生參加勞動本身就是鍛鍊，應該允許有個過程，不能用自己的標準去要求別人。對同學的態度，不能先入爲主，不能冷眼看待。”這些批評都是很尖銳的，也都起了作用，後來我們整個班級的團結都搞得很好。
那時候輔導員做學生工作不是哄，也不是捧，而是嚴格要求，有問題就批評，有時還批評得很厲害，一點都不留情面，那種愛是一種真正的愛。
記得有一次，班團支部在討論發展一個同學入團的時候，支部書記有不同意見，我把他狠狠地批評了一頓。支部書記很不服氣，告到輔導員那裏去了。輔導員問清了情況之後批評了我，他對我說：“人家是團支部討論，你不過是列席參加，也是羣衆中的一員，你可以發表你的意見。但也應該允許人家發表不同意見，應該允許討論。你不能干涉人家，更不能用你個人的意見代替別人的意見，而且在你支部會上當面批評人家也是不對的，你可以下來以後同支部書記交換意見。這纔是正常的工作方法。不能因爲你是系裏的學生幹部，就以勢壓人！”他給我講做學生政治思想工作千萬不能急躁，一定要注意方法。沒有一個好的工作方法，好的工作願望也實現不了。
這些事情對我後來的影響確實很大，我學會了尊重別人，學會了傾聽他人的意見，學會在不同的場合下允許別人有和自己不同的意見。
在政治上，輔導員給我指導是很具體明確的，但也是很嚴格的。在大學一年級下學期我遞交了入黨申請，輔導員幾乎每個月都要和我談話，特別是在入黨動機上，反覆找我談話，讓我明白一個黨員在政治上的標準。我不覺得這些談話是形式主義，也不覺得不斷提出的要求是多餘的，反倒是覺得輔導員每和我談一次話，我都很有收穫，使我進步很快。在入大學的第二年，也就是1966年6月，我被批准入黨，成爲我們年級的第一個預備黨員。
後來“文化大革命”開始，輔導員和我們分開了，但輔導員始終教導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要正派做人，都要守住自己的人格、良心。我記住了輔導員的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從來沒有做過任何違背自己人格、良心和道德的事情，從來沒有做過任何投機取巧、落井下石的事情，在一些大的風浪中，我都堅持自己的判斷。
輔導員對我的教育和幫助，在很多方面超過了我的父母。特別是大學初期，正是年輕人確立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時候，非常需要這樣的幫助。所以我認爲，輔導員制度是很成功的，我終身都不會忘記輔導員給予我的教導、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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