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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寫了《我是萊布尼茨的“粉絲”》，沒想到文章4月8日發表後反響很大。但是，爲什麼還要再訪孫小禮教授？
再訪孫小禮教授是由於我的過失。在那天的座談會上，聽人說孫小禮在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後留校當了助教，於是寫到1986年她在北大給學生作關於萊布尼茨的報告時，我就想當然地以爲此時的她，一定是數學系教授啦！稿子見報前，我在文章裏隨手加了一個頭銜“數學系教授”。想到她的繁忙，又由於自己的想當然，就沒有跟她覈對這一細節，結果卻真的出錯了。前兩天，接到孫小禮教授的電話，她說，我只當過數學系助教，沒當過數學系的教授啊！給學生作學術報告時，我是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的教授……頓時我的腦子“嗡”的一下——徹底蒙了。
一個朋友聽說了這件事，說有那麼嚴重嗎？助教和教授都是教數學的嘛！然而，問題的嚴重性卻是不可視而不見的——沒想到由於我的始作俑者，媒體上竟以訛傳訛！《報刊文摘》4月16日摘編本文後，作的標題竟是《數學家孫小禮如此“追星”》。唉！助教——教授——數學家，事情的演變真叫我無地自容！電話裏我只記住了孫小禮教授和藹的聲音：“怎麼可以想當然呢？”是的，我曾經自認爲還算是個認真的媒體人，但在學界前輩面前，在這個認真的老太太面前，我的浮躁暴露無遺。
孫小禮教授是萊布尼茨的忠實“粉絲”，但更是個一絲不苟的研究者。她爲什麼要如此認真呢？她爲什麼會如此認真呢？於是，我又想起了在《萊布尼茨與中國文化》一書中孫小禮講過的一段故事。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相互之間常會有“誤讀”或“誤解”。孫小禮教授發現，萊布尼茨對中國的《易》的理解就包含相當多的誤讀，而中國人對萊布尼茨也難免會有誤解，於是，就產生了一些訛傳。比如，我國多年流行着一種說法：萊布尼茨是受中國《周易》“八卦”的影響才發明二進制算術的，甚至有的地方還把這個說法列入“科學與文明知識競賽”的試題中。許多學者包括孫小禮本人都曾指出，萊布尼茨發明二進制算術在1679年，而他研究中國的“八卦”符號是在1703年，一前一後，相差整整24年呢！但直到現在，仍然有一些書籍和文章在以訛傳訛！甚至把它形容爲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輝煌事例。
那麼，訛傳究竟是怎麼產生的？原來1703年4月萊布尼茨收到了白晉神父1701年11月從北京寫給他的信。萊布尼茨對信中所附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圓圖》進行了研究，按白晉的建議，他把圖中的陰爻--看作0,把陽爻看作1，於是看到卦圖中六十四個六爻排列恰好是從0到63的 64個二進制數，即從000000到111111。因此，萊布尼茨猜想：在中國古代已有二進制算術，不過後來失傳了，而數千年後又由他創建出來。
然而，孫小禮教授認爲，猜想不能被輕易說成事實，猜想只有在得到證實以後，才能轉化爲事實。而萊布尼茨的猜想，是一個至今尚未能得到證實的猜想。她鄭重地說：我認爲，對於歷史事件，對於宣揚中國文化，堅持以事實爲根據的科學態度，堅持實事求是的學風和文風，是十分必要的；爲避免訛傳，對於產生訛傳的原因，也應該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誠如在做學問上，不能有一點僥倖心理，靠想當然——所謂的“合理想象”是一定要走錯路的。因爲，所謂的“合理想象”，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不正確的。因而，無論從事哪行哪業，我們對自己工作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要一絲不苟。的確，我們平時總在抱怨學界風氣浮躁，媒體風行八卦，而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包括想當然——所謂的“合理想象”的僥倖心理作祟。而我不恰恰走進了想當然的誤區嗎？追根尋源，說穿了在我的潛意識裏還是怕辛苦，怕麻煩，不也總是想着走捷徑，企圖“少勞多獲”嗎？
這就是孫小禮教授——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她讓我明白了：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條“少勞多獲”的捷徑，她讓我真正懂得了做人做事都要堅守一絲不苟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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