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將至，和高校校園內貼滿的旅游廣告相比，開展下鄉調研、招募助學支教隊員的公益活動海報更受大學生的青睞。記者近日走訪北京高校部分助學支教社團發現，與以往大張旗鼓舉辦出征儀式、組織校園大型募捐活動並帶著定能讓支教當地發生變化的心態出發不同，如今大學生助學支教正趨於向注重活動有效性的方向轉型。
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是支教隊員和孩子打成一片
一些高校社團本身不再將助學支教定義為新知識、新理念的輸出，而是首先將自身定位為學習者。
五一『黃金周』，中國人民大學陶行知研究會(以下簡稱『人大陶研會』)的大學生志願者將分成四支隊伍，奔赴河南、山西、河北等地支教調研。這其中就包括以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論』為學校發展和建立理論基礎的山西省前元莊實驗學校。
人大陶研會負責人劉浩告訴記者：『支教二字，我們現在很少提及，因為我們越來越發現自己能夠做到的其實很有限。在支教過程中，收獲最大的其實是志願者本身。』
助學支教陷入是否有效的困惑
人大陶研會是由原人民大學法學院教研室主任、人大離休教師魯風老師發起成立的，魯風老師曾蒙受陶行知先生的教導，感念先生的偉大，遂決心在人大校內號召發起成立以學生為主力的研究型和實踐型社團。經過多方奔走和努力，終於在2001年成立了人大陶研會。
這6年時間，人大陶研會的志願者利用寒暑假、五一、十一假期，多次組隊到農村進行支農支教活動，並不定期地與其他組織合作，宣傳大學生的志願服務精神和大學生對弱勢群體及相關社會問題的關注。他們還舉辦多次『行知講堂』系列講座，話題涉及大學生的時代責任和成長、非營利組織和公民社會的發展等等。
但劉浩對記者說：『別看活動搞得都是轟轟烈烈，可每當我們沈靜下來時，就會思考，我們給支教當地帶來了些什麼？我們的力量真的有想象的那樣強大？我們帶去的理念和想法就一定是先進的有效的嗎？』在一次次的志願者交流中，劉浩和他身邊的同學越來越感覺到，利用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的支教助學活動也許一開始就定錯了位。『實際上，我們纔是真正需要支教的人。』劉浩說。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清華愛心公益社。這是一支成長於『水木清華BBS』上的志願者團隊，最初，幾個志趣相投的網友經常在論壇上對社會公益話題開展激烈的討論。2000年，這些網友紛紛從電腦屏幕中走出來，成立了清華愛心公益社，最初是以組織校園捐衣活動為主。幾年的發展，清華愛心公益社已經發展到助學、助老、捐衣、校園公益等多方面內容。
每周六到北京海淀某打工子弟學校開展助學活動是清華愛心公益社的固定活動項目，『但是當我們志願者真正走上講臺，講授正規科目的時候，發現即使備課再充分，等到和學生面對面的時候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有的時候，有些學生會認為這些大哥哥大姐姐怎麼比他們老師還煩，沒有水平還要佔用他們的時間。』社團負責人劉帆告訴記者。
志願者不能做『空降兵』
貴州省長順縣教育督導室主任梁黔告訴記者：『高校青年志願者普遍具備較高的素質和知識修養。雖然教學經驗還有待積累，但是其知識水平和教學能力都毋庸置疑。』他認為，對於欠發達地區來說，確實需要這些志願者帶來新的信息和活力。但是，如果志願者支教和助學的出發點是一定能夠為當地教育教學帶來變化則不切實際。『這些志願者並沒有來自教學一線，且對當地實際情況的了解也十分有限。』他說。
近年來，隨著流動兒童受教育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打工子弟學校也普遍成為高校青年志願者組織的支持幫扶項目。海淀行知實驗學校校長易本耀對記者說：『許多打工子弟學校往往面臨著管理不正規、資金短缺、師資力量缺乏、教學硬件簡陋、教師負擔過重等一系列問題。高校助學團隊的加入，對流動兒童教育這一重大社會問題起著巨大的良性作用。』
但同時他也認為，目前打工子弟學校有其自身的特點，因此，對支教的態度也不盡相同。『有的抱著希望其能夠帶來更多的社會資源，有的是為了壓縮辦學成本讓志願者承擔部分副科教學任務，有的甚至就是把志願者當做免費家教使用。』易本耀告訴記者，這些不同的出發點和大學生支教助學團隊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特點的不甚了解，造成助學支教活動經常流於形式。
魯迅曾對當時到民間去的知識青年說：『你們到了民間回來以後，最好將「自己的心情」和對自己「力量」的認識，與當初在北京一同大叫「到民間去」的口號時的心情、認識比較一下，並且「將這經歷牢牢記住」，你們中的若乾人會「沈默而苦痛」，而「新的生命就會在這苦痛的沈默裡萌芽」。』
大學生支教助學社團正是在這種『沈默而痛苦』的反思中意識到，未來的支教助學活動更應該朝符合其自身實力及當地實際需求的方面努力。『我們不能做「空降兵」，支教助學是一種雙向收獲，我不是萬能的給予者，這種定位一定要清晰。』劉浩說。
支教助學方式開始轉型
伴隨著對支教助學經驗的反思，目前很多高校助學支教社團已經將活動重心轉向利用自己的特長擔任音、體、美和計算機這類綜合素質教育任務，或者發揮自身興趣特點，在課外時間向學生講授一些科普綜合類知識，擴大支教對象知識面，增強他們的學習興趣等方面。
此外，高校支教助學志願者由於其具有的『年齡優勢』，相同條件下他們和當地學生的交流會比學校正式的教師更加容易。因此，在學生需要有人引導來樹立正確認識自身所處的環境和待遇的價值觀，表達自己的願望和要求時，這些年齡比他們大幾歲的高校青年志願者扮演的『大哥哥』、『大姐姐』這一角色非常恰當。對於流動兒童更是如此，這也給研究並解決流動兒童心理問題提供了一個途徑。
還有部分高校的助學支教社團則將目光轉向關注和跟蹤某個學校、某個學生的個案分析調查上。北師大農民之子社團如今活動的主要精力就已經放到跟蹤流動兒童生活狀況方面。去年，農民之子社團的一份《關於海淀區取締非法流動兒童學校後流動兒童在京就學問題調查報告》就曾經在社會上引起不小的反響。
他們還曾對已經進入公立學校和仍在打工子弟學校就學的流動兒童現狀分別進行現狀調查。內容包括進入公立學校的過程、人際關系、家長對新舊學校的評價、記錄他們沒能順利進入公立學校的原因、家長對政策信息的了解情況及獲取途徑，甚至還細化到校車的狀況、流動兒童上學耗費的時間等等。
社團負責人王超對記者說：『不論是下鄉支教也好，還是到城市打工子弟學校助學，實際上大學生在教育教學方面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因為我們是學生，所以莫不如就把精力放在調查研究上，一方面鍛煉自己的實踐能力，一方面還提高了認知水平。』王超還告訴記者，現在社團越來越注重每一個過程的反思，『在這個思考過程中收獲的東西最有價值。』他說。
過程中的收獲最重要
注重過程中的收獲，這似乎已經成為目前高校助學支教志願者團隊的一個普遍共識。人大陶研會外聯部負責人王勇勇對記者說：『每次支教從籌備到結束，有那麼一段時間，頭腦裡一直在像過電影——項目籌備、志願者遴選與培訓、在路上的每時每刻、支教過程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問題等等。每次都有意猶未盡的感覺。』
與此同時，大學生們還通過支教與助學收獲了成長。王超認為：『不管你是否來自農村，當你從大學校園中走出來見到中國的現實情況，對每個人都是一個重新認識生活的機會。我們接觸的是中國的根，最純朴的部分，這種衝擊會為我們將來選擇一條更切合實際的路，不要自視清高，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劉帆正在設想成立清華愛心公益社社友基金，因為她相信多年來社團的公益活動已經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通過社團建立起來的感情紐帶，即使這些曾經的社友離開學校，但是他們為公益事業盡力量的願望並沒有離開。她告訴記者：『我們有的社友已經拿出畢業後第一個月全部的工資來鼓勵和支持我們的支教助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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