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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南充考生張非今年高考考出677分的成績，欲再上清華。據悉，張非已經參加過四次高考，曾考上北大、清華，後因沉迷網絡而退學。網友稱，從清華退學是其主動申請，目的是通過高考掙錢(見《華西都市報》)。無獨有偶，就在去年11月，有媒體曾報道湖北考生周劍同樣沉溺於網絡，高考“三出四進”，最後被華中科技大學錄取。據說，考一個市級頭名，學校獎勵行情是10萬！
如此驚人的相似，似乎該讓人唏噓不已。其實，在中國高考這個舞臺上，每年都會“塑造”出一些“著名”的爭議人物。他們在賺取公衆的目光之時，也成爲審視高考制度的標本。
和周劍一樣，張非先後兩次考入北大、清華，可謂是個“奇才”。但如果張非再次參加高考只爲“又將輕鬆獲取南充十中的一筆重獎”，繼續沉溺於網絡世界，即便他是考場上的“常勝將軍”，也無法抹去濃重的悲劇意味：他所具備的，不過是一種偏執的才智——應試能力。他可以笑傲考場，但考場之外，卻往往是生活的失敗者。張非的遭遇，又一次暴露了當下學校教育和考試製度的弊端，即功利性的一元化工具教育，忽視了學生的綜合素質，造就了不少考試機器。
在我們關注“張非式”高考現象的背後，高考狀元情結、高分與獎金、升學率、職稱、升遷、權力等層層交織，衍生出一種頑固的“高考生態”，使得“高分”所兌現的社會籌碼日益繁雜龐大，併成爲競相追逐的目標。而比“高分”更爲重要的家庭關懷、社會關懷、學校關懷，以及必需的“學習的能力”的培養，卻輕易地被淡化甚至被忽略掉。
撇開擺上前臺的現象細節，誰會去真正關注他們的命運？在當前教育資源遠未達到豐富的狀態下，在“一考定終身”的高考資源分配製度依然佔主導之時，被戲稱爲“考霸”和“職業考生”的張非周劍們，無意識中成爲教育的畸形產品。他們最終“脫穎而出”的關鍵，無非是分數，這暗合了以分數作爲衡量標準的高考制度；悖論也由此而來——分數之外，在他們身上，我們所能看到的幾乎是一片空白。
當張非並非作爲某一個極端的個例存在時，我們想進一步地追問：下一個“考霸”會是誰？從社會到家庭、從中學到大學、從高考到教育體制，究竟該有怎樣的擔當，該有怎樣用力的方向？這着實值得每個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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