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復高考，大批『文革』中被壓制的優秀青年脫穎而出。經鄧小平提議，國家計委、教育部決定在原定招生計劃的基礎上擴招，於是各地相繼出現了恢復高考後的『兩次擴招』。僅1978年就擴招了11萬人。
據今年76歲的江蘇省原教委副主任胡星善回憶，1977年江蘇省計劃招生8000多人，後擴招近5000人，1978年計劃招生1.4萬人，後擴招1.7萬人，兩屆合計擴招後比原計劃多招了1倍。
擴招緊接著77屆錄取後啟動，教育部和國家計委都沒下達招生計劃。結果有能力招生的高校就先報個總數，邊招生邊報計劃，後來乾脆先招生再根據錄取結果補計劃。
計劃處的同志有意見，跑到招辦問：『老胡，這樣算什麼？』
胡星善笑著回答：『人纔難得，這叫先結婚後談戀愛。』
在這句玩笑的背後，數以萬計的學子圓了求學夢。
高考中斷10年，工作人員缺乏招生錄取經驗。當時4門總分400分，江蘇省招辦把分數線劃到200分，結果計劃錄取數和上線人數的比值超過了1?2，造成了一大批落榜生。
還有許多考生高分落榜卻是因為『政審』。
盡管鄧小平同志在審閱招生標准時要求政審『摒棄繁瑣，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現』，但長期極『左』思潮的影響一時難以肅清。人們的思想上總認為『左』比右好，嚴比寬好，材料多比材料少好。於是，考生上兩代的親戚也被當成直系親屬審查，諸如：某個親戚去了臺灣，某個親戚是資本家，某個親戚在海外留學，這些統稱『有海外關系』，還有某個親戚在舊社會當過官，某個親戚坐過牢……不勝繁瑣。
時任江蘇省高招辦主任的方非在檢查高分考生落榜原因時感嘆：『這些材料可以拿去寫小說了。』
有一名南京考生家庭出身是貧民，父親是收廢品的，政審中也未發現親屬有政治問題，可檔案被退來退去，高校都不願錄取。原來材料中反映考生的母親在解放前因貧困做過暗娼。按時間推算，這名考生當時還是大人懷抱中的幼兒，現在其母早已亡故，考生本人卻因此落榜。
還有一個考生是插隊知青，政審材料中有『偷竊』記錄。原來插隊期間，有一次知青們在田間勞動，肚子餓了，就動手采了些青蠶豆煮了吃，受到生產隊的批評，不知為什麼也被作為『偷竊罪』出現在政審材料裡。
所幸，這些『有問題』的考生在緊接著的先後兩批擴招中都被錄取了。
在復查77級考生政審不合格問題時，江蘇省高招辦收到一名考生的來信。考生自述其父是一名老紅軍，1959年為彭德懷鳴冤叫屈被劃為右派，轉業到江蘇工作。『文革』期間又因在《毛選》上加注不同意見，被定成反革命分子遭到處決。這名考生因此成為備受歧視的孤兒，靠社會的救濟為生。可他一邊撿垃圾，揀菜皮，一邊堅持學習，高考時已達到本科分數線，卻因為政審不合格落榜。
當時招辦所有同志都認為，該考生父親的案子很可能是錯案，但招生部門沒有能力鑒別，只能提請地市復查，要確定的只有一條——其父被處決後，該生有一次與同學爭鉛筆刀，將對方的手劃破，能不能構成材料結論上所說的『階級報復』？
因為本科錄取已結束，胡星善找到當地教育局派在錄取現場工作的張偉松商量，請他快去快回。張偉松一口答應。第二天一早，胡星善發現張偉松還在食堂吃早餐，就有點兒不高興。出乎意料的是，張偉松說他昨晚已返回當地，連夜辦理了市招辦、市教育局、市政府領導小組三級黨組織關於修改政審結論的手續。
後來張偉松告訴胡星善，鎮壓那位老紅軍的時候，他本人和許多市民在現場圍觀，心裡又害怕又難過。此次辦手續，張偉松凌晨3點叫醒了分管招生的副市長，也就是當年參加辦案的公安局長，『這孩子的事，你必須管。』張偉松遞上政審材料時說。最終這名考生如願搭上了77屆高考錄取的末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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