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高考分數公佈後,新疆尼勒克縣第一中學的師生感到吃驚:曾經先後考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卻因爲迷戀網絡遭學校退學的安治幫,第四次參加高考考出了613分,加上少數民族50分的加分,成績全縣第一。
7月16日上午,記者撥通了安治幫的父親安景榮的電話,得知安治幫被北大錄取的希望可能落空了,儘管如此,上一所重點大學還是不成問題。
幾次退學,然後又幾度高考並取得高分,如此的“傳奇”經歷,並非個例。2006年有華中科技大學新生周劍,2007年又有四川考生張非,他們都被網上稱爲“高考專業戶”。
都是網癮惹的禍,還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安治幫們”的經歷,正成爲現行教育體制下一種現象,讓人快樂不起來,也發人深思。
三次退學四度高考
父母滿腹苦澀
據瞭解,安治幫曾於1999年應屆考入大連醫科大學,上到大三時,他覺得自己還是應該去上夢想中的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於是自動退學,回到新疆伊寧市三中復讀,於2002年考入北大計算機系。
在北大學習一年半,因爲沉迷網絡被學校退學。安治幫又回到新疆米泉市一中復讀,於2004年考入清華大學水利水電工程系。在清華上學兩年半,再次因爲迷戀上網於2007年1月被學校退學。他又回到家鄉尼勒克縣,在該縣第一中學補習參加了2007年高考。
常人看來,孩子考上名牌大學是件高興的事。可安景榮兩口子卻是滿腹的苦澀。在安景榮的記憶中:“他和別的娃不一樣。還在1歲的時候,剛學會叫媽媽,我們就讓他學寫媽媽二字。之後,只要會說什麼字,我們就讓他學會寫什麼字。3歲半時,他已經會寫800個漢字了。”
尼勒克縣第一中學高三班的老師告訴記者,安治幫天資聰穎,學習方法很獨特。問及安治幫的高考“祕笈”,安景榮只是淡淡地說:“除了學校老師的培養外,可能與家庭環境有點關係。我原來是尼勒克縣二中的校長,他母親是一位小學老師。但這孩子特別貪玩,上中學時還能限制住,上了大學後,我們也拿他沒辦法了。特別是學會上網後,九頭牛都拉不回。爲避免別人打擾他上網,他經常關手機,除非他缺錢了,纔會主動與家人聯繫。”
天下不止一個“安治幫”
網癮成直接“兇手”
當記者問及安治幫屢次退學的緣由時,安景榮略加思索後說:“應該說,主要原因是迷戀網絡,其次是學校高消費攀比。我們每個月給他600元生活費,他不夠花,就去打工,耽誤了學習。去年5月,我到學校看他時,發現他牀頭上掛着網絡遊戲比賽第三名的獎狀時,我預感到他在清華還會像北大一樣‘享受’肄業待遇了。”
“就上網的事,聽說你們曾經有個父子協定?”記者問安景榮。
“那是2004年,他考上清華大學臨走的時候,大概內容是‘如果你到學校後不好好學習,仍上網荒廢學業,作爲父親我要清理門戶——就是家庭再也不要你了。’現在看來,即便是這樣,他仍然荒廢了學業。”
近年來,因迷戀網絡,三番兩次被退學,又以高分考進名校的,絕非安治幫一人。華中科技大學2006級新生周劍的“傳奇”一點都不比安治幫遜色:五年四次考入名校卻三次退學;四川考生張非,4年時間,一次清華,一次北大,先後退學或開除。前不久,又再次考上清華,也創造了一個“傳奇”。
的確,網癮是成就這些“傳奇”學生們的直接原因。據2007年1月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佈的《“十五”期間中國青年發展狀況與“十一五”期間中國青年發展趨勢研究報告》,在我國的青少年網民中,有網癮者比例達13.2%,其中13—17歲的青少年網民中比例最高,達到了17.1%。
因網癮而產生的羣體性退學事件也是屢見不鮮。2006年,西安郵電學院勸退336名學生,徐州工程學院對115名學生作退學處理,156人作留級處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均是因爲迷戀網絡,導致荒廢學業,多門功課都亮紅燈。
高考成了不斷重啓的“遊戲”
應試教育弊端何日祛除?
“安治幫現象”引起了社會各界極大關注。
“學校教育引導的缺失是孩子上網成癮、荒廢學業的原因之一。”華中師範大學教授陶宏開說,應試教育體制導致一些學生長期心理失衡。上大學後,一下子放鬆下來,學習動力不足,十分迷茫,很容易沉迷於網絡中尋求慰藉。
“難道僅僅是因爲網絡嗎?”更多人就此把矛頭指向了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一個孩子十幾年的寒窗,證明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考上大學。當他實現了大學夢後,發現這個證明背後是一連串的失望。一個人遭遇了心理困難後,得不到及時的支持與幫助,首先選擇的就是逃避。這件事的背後,反映出了當前教育制度的盲點。“安治幫現象”是對狹隘應試教育的諷刺。
許多專家認爲,在這些被譽爲“高考專業戶”的學生看來,也許高考就是一場有規則的“遊戲”。在這場“遊戲”中,他們是幸運的,因爲每次都可以勝出,退學了可以再考,“遊戲”輸了可以再來。至於考上大學甚至畢業了之後怎樣,則是很迷茫。但人生並非遊戲,也不是標準化考試。人生應該是一個不斷翻山越嶺,不斷超越自己,同時爲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過程。
中國心理衛生協會、青少年心理衛生專業委員會專家委員周小西認爲,“部分新生代在人才標準出現多元化趨向後的迷茫,更反映出他們人生目標的喪失,缺乏自我管理、自我約束。這不僅僅是孩子的問題,也不僅僅是父母的責任,而是整個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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