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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考取師範的學生，除了收到錄取通知書外，還會收到一份沉甸甸的協議書。簽下這份協議書，就意味着師範生畢業之後，要從事至少十年的基層教育工作。這算是國家與師範生之間一份美好的約定吧。這個約定能否在四年之後圓滿的實現，對此我是持懷疑態度的。
爲了讓政策能得到最好的實施，我們不妨先來揣測一下最壞結果。考取師範生者，據報道來看，一是家境貧寒的學子，二是有志於從事教育行業者。我們可以設想，前者畢業後急於改變家庭經濟狀況，而不願做一名工資水平相對較低的教師；後者在真正面對教育之困難後，也有打退堂鼓的可能。至於其他誤打誤撞考入師範者和求就業保障者固不必論，他們首先在誠意上就令人生疑。
這種推測並非沒有可能。大學四年是一個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發生急劇改變的時刻，期間的變數太多，遠非一個高中生所預計得到。筆者身在其間，深知箇中滋味。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很多曾經懷揣崇高理想的高中生，四年之後也成了社會中爲生計奔波的普通一員。凡人總會向現實低下曾經高昂的頭顱。
然而，當師範生要背離初衷的時候，一紙協議能攔的住他們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要來的總是要來的。國家固然能在協議的保障下追回一點經濟損失，但也僅僅是培養一名師範生所需的人力物力財力中的極小部分而已。即便師範生迫於壓力而不敢輕易撕毀協議，但他們也成了“強扭的瓜”，以此心態教書育人，豈不誤人子弟？
所以，到頭來協議很有可能不能起到人們所預期的作用而淪爲一張空頭支票。教育事業，百年大計，需要的是確實熱心於此的人才。剛畢業的高中生對“路在何方”不是太過理想化，就是不甚了了。以此協議對他們進行預設，未免操之過急。在我看來，治本之策關鍵還在於進入大學後的培養。比如讓學生到基層教育薄弱、條件艱苦的地方參觀實習，使他們對未來有比較直觀的認識。正所謂大浪淘沙，有志於此者自然會迎難而上，不能承受者也聽其改弦易轍，免得空費國帑。這對學生本人，對國家，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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