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海良，1977級大學生，武漢大學黨委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
1969年1月由上海到安徽省和縣毛巷公社插隊；
1977年考上安徽大學經濟學系；
1982年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系；
1984年至1996年任中國人民大學馬列所教師、副所長、所長；
1996年2月至1998年7月，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
1998年7月至2002年2月任教育部
2001年12月任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主持工作)；2002年8月任武漢大學黨委書記至今。
用數萬字的《資本論》讀書筆記換來高考資格
記者：你特別喜歡用『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來形容恢復高考這一歷史事件，為什麼？
顧海良：我讀《基辛格傳》時，裡面有這樣一段描寫：二戰勝利後，美國政府作出一個重要決定：給那些經過槍林彈雨的軍人提供上大學進修的機會。在和平的陽光下，那些把肩章統統撤掉的上校和下等兵不分彼此地同坐在一間教室裡讀書學習，這一情景讓人不由生出無比感慨和激動。
恢復高考後的景象與此非常相似。當時，我們同一個班的同學，年齡相差最大的近20歲。十年動亂結束了，大家不分長幼坐在一起如飢似渴地學習，要把寶貴的光陰奪回來，那的確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
記者：高考改變了你的人生嗎？
顧海良：可以說，恢復高考，我纔有了上大學的機會。
讀初二那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從上海下放到安徽農村，務了兩年農後被選到當地小學當老師。閑寂無聊，日子難以打發的時候，我便四處尋書來看，並開始自學高中課程。
1973年，我也參加過一次『高考』，成績考得不錯，但仍然沒有機會上大學，因為那時的邏輯是『你考得好，證明你勞動不好，主要精力都用去學習了』。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當年我既不是老三屆高中生，年齡又超過了25歲，於是我拿著數萬字的《資本論》讀書筆記去報名，證明我已達到了高中水平，這纔獲得了考試資格。
記得當時有一道填空題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因為緊張一時想不起來，於是一邊默唱一邊書寫。我還記得當年的作文題是《一件印象深刻的小事》，我便模仿魯迅的風格，寫貧下中農如何幫助自己的事兒。
那年高考我的數學考了滿分，題目很簡單，難度大一點的是復數。考完之後，監考老師笑瞇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你肯定能上。』
不能拿精英教育的尺子衡量大眾化教育
記者：你既當過中小學教師，也擔任過教育部的官員，現在又是國家重點大學的負責人，你怎樣評價恢復高考這30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
顧海良：作為長期在教育系統工作的人，我直接經歷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3件大事：第一是恢復高考制度；第二是建立了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一套完整的學位體系；第三就是高等教育實現了從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的轉變。
我認為，恢復高考30年來，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最快、變化最大的一個階段，現已基本形成了完備的體系，總體發展是健康的，符合教育發展的規律。
記者：你認為社會對中國高等教育的一些指責有道理嗎？
顧海良：我始終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階段與發達國家存在錯位現象。我們不能脫離中國現實的發展階段來做跨越式的國際比較，也不應該把精英教育的標准作為衡量大眾化教育的標准。
按照國際標准，一個國家大學的毛入學率在15%以下屬於精英教育，達到15%~50%是大眾化教育，到了50%以上則是普及化教育。
應該承認，我國現在正處於大眾化教育的初級階段，而美國早在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就完成了大眾化階段，在1970年已經實現大學毛入學率50%以上，進入了普及化教育。當前最重要的是，我們思想上要將中國的高等教育明確定位在大眾化教育這個階段，而且這個階段至少要持續20年之久，在這個基礎上努力探索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之路顯得尤為重要，而不是簡單移植或照搬外國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經驗。
記者：對社會批評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下降這個問題你怎麼看？
顧海良：我國的學位制度是從碩士學位首先切入的，吸收了世界各國的經驗，其中包括前蘇聯的副博士制度。
碩士是本科後教育。過去對碩士學位的定位比較高，是准博士的標准。目前我國在校研究生超過百萬，有人提出培養質量下降的問題。應該說，這是學位的培養標准在發生變化，而不是培養質量下降。原來碩士人數比例相當少，主要是作為學術人纔來培養的。在大眾化教育階段，情況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高等教育不僅設有學術型碩士學位，還新出現了大量專業型碩士學位，比如教育碩士、工商管理碩士、公共管理碩士、口譯碩士等，是一種專業化、職業化的繼續教育和深度培養，和專業研究人員還是有一些區別的。
現在如何定位，如何評價碩士研究生成為重要問題。我認為，碩士研究生的直接生源不能都是本科畢業生，還應該包括社會上有閱歷、有實踐經驗的人。
一旦進入大眾化教育階段，民眾參與很重要
記者：武漢大學近年有不少創新之舉：如設立學習開放日，為學生提供有效的學業輔導；實行開放式辦學，把珞珈論壇搬到了北京，在北京、深圳等地建立研究院等。聽說，學校最近又在考慮新一屆校務管理委員會，要吸收不低於10%的學生委員、不低於5%的校友委員參與，請問，這是基於什麼考慮？
顧海良：精英教育是象牙塔，一旦進入大眾化教育，民眾的參與將變得很重要。大學的治理結構必須隨之改變。
大眾化教育的特點一方面表現在它的開放性，大學不能再辦成封閉的象牙塔，大學的研究，應該與整個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其學術成果應該走出書齋，為社會服務。
另一方面表現在社會的參與程度也在加強。學生對學校擁有相應的權益、校友關心學校的發展，社會承擔對學校管理的監督和評價。因而大學管理要順應時代的變化自覺進行自我調整，從主要依靠專家、教授的舊模式中轉變出來，建立學生參與、專門的教育管理專家參與、校友參與、社會人士參與的新模式。這方面，國外的有益經驗值得借鑒。
記者：你本身是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學者，並不是學教育管理的『科班』，關於高等教育的這些觀察和思考你是如何獲得的？聽說你還經常呼吁學校領導每月至少應該讀一本與教育相關的書，這是為什麼？
顧海良：作為受惠於恢復高考的77級人，我除了感恩外，更多的是責任和懮患意識。我覺得，我們正處於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作為大學管理者，需要潛下心來做些研究。最近我向全校的老師推薦了兩本書，一本是《21世紀的大學》，一本是《學術的秩序——當代大學論文集》，從中可以看到未來大學的發展趨勢。
大學校長的職業化是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的必然過程。大學校長和書記需要培訓。一些大學校長不會跟社會打交道，有的甚至走向了歧途。大學具有自身管理的特殊性。以前感性的管理模式，或者專業院士用自身學科的思維進行的大學管理模式都有局限性，因此需要不斷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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