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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越來越多的農民涌進城裏打工的時候，一些大學生自願放棄優裕的城市生活，回到農村養豬、種菜……太原市萬柏林區東社街道辦王家莊村的王永富就是其中的一員。畢業養豬6年後，共青團中央、國家農業部授予他2006年度“全國農村青年創業致富帶頭人”榮譽稱號。(8月3日《三晉都市報》)
按照習慣思維，人們往往會說：大學生當“養豬狀元”，是就業觀的可喜轉變，是城市知識經濟支持農村發展的典型。而筆者以爲，大學生當“養豬狀元”的最大影響在於教育層面，是一種教育啓蒙。
中國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學”一點是要從1905年的新政算起。按理說，新興的教育系統，主要是面向社會的；學校教育，其結構只能是多元的。可惜的是，目前的教育取向卻顯得過於單一化——農村孩子考上大學就意味着“跳龍門”，是一種“城市化人生”的開始，似乎誰都不願意再回又窮又遠的農村老家了。
於是，教育改革的結果，不僅是吸走了鄉村的精英，而且無可挽回地推翻了鄉村的傳統教育制度。當下的中國農村，依然是一個傳統的農村，其生產方式大多依舊停留在幾十年前的水平。傳統的農村，沒了讀書人的迴歸，就等於沒有了鄉村知識文化傳承的靈魂，中國的農村至少在文化層次上，已經陷入了現代化變革的困境。
大學生當“養豬狀元”事件的增多，其實就是這些來自農村、在城市學會知識的青年，重新融入農村改革話語體系的歸位教育。這些大學生將書本知識與農村實踐中所學習到的職業技能結合起來，不僅完成了教育資源的二次分配，而且響應了中央所提出的新農村建設戰略，保證了人才這一改革最大要素的激活，這纔是未來三農建設的希望所在。
由此我們似乎可以看出，新農村建設以及伴隨而來的中國教育改革方向，就是要把中國高等教育的相當一部分，轉變成爲一個學習職業技能、“既走出去、又能紮根本地”的知本形態，從而推進農村人才結構改善，並引發產業結構、知本投資模式等一系列轉型。大學生當“養豬狀元”就是這樣一種承前啓後的教育啓蒙，如同剛剛燃燒的火苗，看似微小，卻可能在不經意間改變中國農村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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