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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一位在日本留學的朋友回國度暑假，多日不見自然飲酒寒暄一番。這位讀社會學博士的朋友拜託筆者幫忙找些事業有成的中產階級，做一項調查。
仔細詢問後發現，原來她此行是爲博士論文蒐集數據。她的博士論文題目已被導師認可，重點研究中國成長中的中產階級和社會發展的關係。爲了朋友，筆者當了一回“托兒”，接受了長達兩個小時的調查，把自己的求學、工作歷程、心態、對社會的認知毫無保留地貢獻了出來。不過，當時筆者對此大惑不解：到日本留學念博士，怎麼研究起中國的話題來了？豈不是捨近求遠？要研究中國的社會問題，何必要到日本去？她回答說：“導師認爲，我研究日本的情況肯定比不過日本的同學，研究中國問題反而具備優勢。”
此後，筆者一直忙忙碌碌，也不知她的研究進展如何。後來由於工作關係，頻繁接觸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發現像我的朋友那樣研究中國問題的留學生並非特例，而是極爲常見的現象，而導師的理由也驚人的一致：和日本同學相比，中國學生研究中國問題更具備優勢。我不敢說所有文科的留學生都如此，但至少我接觸的留日學生，十有八九在研究自己的國家。
想到這一點，不禁暗自佩服日本的深謀遠慮：假如每年招收100名來自中國的文科博士研究中國，這將是一個多麼龐大的數據庫？這個涵蓋中國社會各個側面的數據庫，無論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還是在特殊時刻，都會發揮一定的作用。“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日本爲何對中國如此瞭解？由此細節即可見一斑。
日本的導師這麼做，究竟是爲了中國學生好，還是有着一定的默契，筆者並無定論。不過，和一位留學日本多年的中國學者聊天時，他也對這一現象表示憂慮，並舉了一個例子來印證筆者的結論。他說，國內某頂尖的工科高校和日本互換留學生，中方的一位留學生到日本後發現，他的題目竟然是北京各季節風向變化和空氣環流情況。這位學生多了個心眼，他想，一旦發生戰爭，對方可以利用這些數據發動生化襲擊，後果非常可怕，因此拒絕了這項研究。
有人拒絕，可更多的人無奈地於求學期間在日本、中國兩地奔波，爲完成學業而忙碌。筆者對此無意苛責，畢竟在異國他鄉讀書非常辛苦，不可能和導師對着幹。然而，研究中國問題的結果只是拿到一紙文憑，不可能成爲中國問題專家，不免令人遺憾。反觀日本在中國的留學生，可以盡取中國文化的精華，無任何侷限，至少，中國的教授們很少讓他們去研究自己的國家。
目前，在日本研究外國問題的專家中，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人數名列榜首，超過美國問題研究專家人數。但是，面對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他們對中國的研究越深入，卻發現越不瞭解中國。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訂閱了大量的中國報刊，但因社會活動和教學任務太重，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閱讀和研究，對日新月異的中國缺乏瞭解，在研究上難以取得很大的進展。他們認爲，雖然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從事中國研究的年輕學者不斷增加，但即使這樣也遠遠滿足不了社會的需求。因此，利用中國留學生來收集中國的情報，不失爲一條捷徑。
自從19世紀末清政府派遣留學生以來，這批人承擔着救國圖存的重任，出現了一大批瞭解西方的人士，修橋築路的工程師詹天佑、腳踏東西文化的林語堂等都成爲一時的俊傑；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放後的第一批留學生，也成爲社會各界的棟樑之材。雖然近來“海歸”有所貶值，但大家依然期待着他們能帶回先進國家的先進理念和知識。在此，也期待着日本的博導、碩導們能給留學生們“傳道、授業、解惑”，讓他們更加了解日本，畢竟，相互瞭解纔是真正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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