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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解放日報》見習記者 柳森
●嘉 賓：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新聞背景：他們是一羣出生於上世紀80年代的青年作家。因爲才華橫溢、機遇垂青，他們中許多人已經嶄露頭角，且擁有不俗的市場號召力；然而，也因爲單純率真、天馬行空，他們一度被認爲是“特立獨行、排斥主流”的典範。正是這樣一羣飽受爭議、且被普遍認爲“很難與傳統文學展開溝通和對話”的“文學新星”，其中的代表人物近日應中國作家協會之邀提出了入會申請。
柳森：聯想到不久前以“韓白之爭”、“陶蕭之爭”爲代表的文壇口水仗，這次“攜手”事件到底意義何在？是媒體誤讀了曾經的那些代際衝突，還是80後作家羣在成長中尋求轉變的“融溶”之舉？
張頤武：從代際間的爭執不下到互遞橄欖枝，中國主流文學與新生代文學正在跨越一些不和諧的“雜音”與“隔閡”，開始彼此對接了。
80後青年作家羣體自崛起以來就成爲了當代文壇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存在。這個羣體前所未有地實現了一個獨特的“年輕人寫、年輕人讀”的互動架構，他們所取得的市場成績以及他們在青少年中的影響力足以引起中國作協的高度關注。然而，中國作協與80後青年作家羣體的溝通與聯繫一直非常有限。一方面，這些年來，由於傳統文學期刊發行量與影響力的下降，其選拔、提攜文學新人的功能被不斷弱化。另一方面，在圖書出版機制日趨市場化與成熟化、網絡成爲重要文化傳播平臺的今天，80後青年作家們似乎已經不再需要通過作協的肯定獲得大衆的認可，也不再需要借作協之力發表作品。於是，作協所代表的傳統文學機制與青年作家們所立足的市場就好比兩條互不相交的平行線。因爲缺乏溝通，彼此之間存在陌生感與疏離感是在所難免的。
柳森：這樣一種在文學界正在形成的友好代際互動，能否激盪出某種重新建構代際關係的可能性，並給人們以某種啓示呢？
張頤武：80後羣體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生的第一代，幾乎沒有經歷過計劃經濟，對物質極端匱乏時期的生命狀態毫無經驗、也很難理解。然而，一些爲父輩所忽視的普世價值卻在80後羣體的心中紮下了根。比如，注重自我的生命體驗，具有全新的財富觀與健康觀、“樂活”的生活態度、對人與自然關係的重視、對弱勢羣體乃至小動物的關愛，對參與和平、環保等非政府組織或者公益活動的熱情，等等。這些理念在80後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體現。而這些往往在長輩看來“不靠譜”、“看不懂”的狀況，實際上折射出一種積極、樂觀的價值觀，這在上幾代中國人身上很難找到。除了觀念差異，媒際差異也造成了兩代人在思維方式及表達上的不同。當父輩們還滿足於廣播、報紙和電視的時候，80後早已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馳騁想象，與世界聯結。每天吞吐着海量信息的他們，纔是與今天這個時代的發展真正同步的一代。
正因此，能否形成一個平等、友好的溝通空間對於這兩代人都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這不僅能化解不少因互不瞭解而產生的隔閡，更重要的是，能幫助跨過代際爭執，攜手推動整個社會的和諧進步。
柳森：80後作家目前的作品主要還是圍繞“青春的焦慮與困惑”展開。您曾經在一篇隨筆中寫到，“青春總是要和現實劈面而遇，現實的堅硬內核會讓青春無法逃避他自己的宿命。”人們很難想象，這些天真且涉世未深的“青春作家”將把當代中國文學引向何處。
張頤武：如果若干年後，80後作家仍牽絆於青春的危機或者成長的困擾，那將會是個很大的問題。今天的他們必須面對如何由“青春文學”向“成人文學”轉軌這一重大課題。
20世紀，我們的民族走得太過沉重。在跌宕起伏的歷史大背景下，個體命運與民族命運的走向緊密糾結，彷彿沉浮於波瀾壯闊的歷史洪流中的浮萍。這在文學中表現爲一種歷史性的宏大敘事，很多作品都試圖在一種人生境遇的大起大落中透射出個體的脆弱。比如王安憶、莫言、賈平凹、蘇童、餘華等，他們的作品主要還是圍繞20世紀以來中國的命運展開。然而，80後作家羣體的成長經歷則完全不同。不同的人生體驗，勢必會造就截然不同的文學表現。從不少80後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們的創作正逐步融入世界文學發展潮流，超越了前輩以“大我”爲中心的宏觀敘事框架，使文學回歸對人類普世價值的關懷，迴歸對個體命運的關切、迴歸日常生活。
在中國和平大發展時期成長起來的這批新一代作家普遍擁有自由飛揚的想象力、輕靈瀟灑的筆觸、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這些特質一旦被激活，他們必將以一種更包容的心態，將自己的文學書寫紮根於對個體命運的深度關切，着眼於對個體獨特價值的挖掘與思考。這個羣體已經逐漸擁有了平視世界的信心與勇氣，也就更容易與世界展開平等對話。這是屬於新一代作家羣體的優勢，也是他們走向世界的希望之所在。數年後，現在的“80後作家”中的一部分人很可能已經不再寫作，但是中國文學未來的主力很可能就產生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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