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讀《紅樓夢》的獨特視角

　　毛澤東一直對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懷有濃厚的興趣。由於兼採諸科思維之長、獨具百家學說之底蘊，作爲學識淵博、博古通今的文人和政治家，毛澤東讀《紅樓夢》具有自己獨特的視角。

　　把《紅樓夢》當作歷史來讀，是毛澤東讀《紅樓夢》的深刻心得體會。在他看來，把《紅樓夢》當作故事來讀，是淺層次的，而將其當作歷史來讀，是深層次的。淺層次可以說是指小說的消遣性，而深層次可以說是指小說的思想性和社會歷史意義。早在1938年，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演講時就說：《紅樓夢》這部書，現在許多人鄙視它，不願意提到它，其實《紅樓夢》是一部很好的小說，特別是它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講話時說：“《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歷史看。它寫的是很細緻的、很精細的社會歷史。”1965年，他對錶孫女王海容說：“你要不讀一點《紅樓夢》，你怎麼知道什麼叫封建社會？”1967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同外賓談話時還說：不瞭解點帝王將相，不看古典小說，怎麼知道封建主義是什麼呢？當作歷史材料來學，是有益的。1981年，薄一波曾回憶說：“毛澤東同志對《紅樓夢》有濃厚的興趣，講過這是一部頂好的社會政治小說。他多次要大家讀，說不是讀故事，而是讀歷史。你要不讀《紅樓夢》，怎麼知道什麼叫封建社會呢？這部小說描寫的是，乾隆年間清朝開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

　　具體說來，毛澤東是怎樣通過讀《紅樓夢》來了解封建社會的呢？

　　首先，通過分析《紅樓夢》問世的歷史背景，追蹤封建社會的演變過程，揭示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在談到17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歷史時說：“17世紀是什麼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18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裏那一羣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這就是說，在西方資本主義起步的時候，中國的封建社會也在逐漸演變，即產生了新的生產關係的萌芽。

　　其次，通過《紅樓夢》中反映的封建政治制度中盤根錯節的官僚統治，說明“四大家族”的反動本質，揭露封建社會階級統治的腐朽性。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說：《紅樓夢》我至少讀了五遍。我是把它當作歷史讀的。開頭當故事讀，後來當歷史讀。什麼人都不注意《紅樓夢》的第四回，那是個總綱，還有《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蘆僧判斷葫蘆案》，講“護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毛澤東把這一段作爲《紅樓夢》的總綱，意在說明它點明瞭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統治結構。書裏雖然只寫了賈府一家的衰敗史，其實是寫以“四大家族”爲代表的封建官僚政治的衰敗史，預示了封建制度的滅亡。

　　再次，通過《紅樓夢》中賈府的統治者不同的個人目的，說明封建家長制的分化與瓦解，揭示了封建社會的衰敗是統治階級內部分崩離析的結果。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時說：“《紅樓夢》中就可以看出家長制度是在不斷分裂中。賈璉是賈赦的兒子，不聽賈赦的話。王夫人把鳳姐籠絡過去，可是鳳姐想各種辦法來積攢自己的私房。榮國府的最高家長是賈母，可是賈赦、賈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毛澤東還引用《紅樓夢》裏的話：“陋室空堂，當年笏滿牀。衰草枯楊，曾爲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樑，綠紗今又在蓬窗上。”以此來說明封建社會的興衰變化，以及封建家長制的瓦解。

　　最後，通過《紅樓夢》中賈府衰落的歷史命運，說明封建制度滅亡的不可避免。毛澤東曾說：《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講賈府“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劃者無一”，講得太過。探春也當過家，不過她是代理。但是賈家也就是那麼垮下來的。安富尊榮、養尊處優、酒醉奢靡的生活方式養成了一代一代無用的膏粱紈絝，這樣的家庭哪有不垮的道理？封建制度的天空已經破裂，曹雪芹想學女媧補天一樣挽救封建制度的敗亡，這是無濟於事的。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說：曹雪芹在《紅樓夢》裏還是想補天，想補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紅樓夢》裏寫的卻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說是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作發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裏衰落的。康熙有許多兒子，其中一個是雍正，雍正搞特務機關壓迫他的對手，把康熙的另外兩個兒子，第八個和第九個兒子，一個改名爲狗，一個改名爲豬，再一次說明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是導致封建制度滅亡的重要原因。

　　從封建社會中的階級鬥爭看社會歷史發展的前途

　　《紅樓夢》並不是描寫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官僚貴族與奴僕之間的階級鬥爭，而是描寫以賈、王、史、薛“四大家族”爲代表的封建社會內部的衝突與矛盾。雖然曹雪芹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難以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敘述小說情節的發展，但是《紅樓夢》中反映主人與僕人之間的壓迫與反抗、矛盾與鬥爭是顯而易見的。在毛澤東看來，封建社會內部存在官僚統治階級與奴僕之間的對立，統治階級的腐朽統治必然導致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因此，要了解封建社會，不能不用階級鬥爭的觀點，這樣才能真正讀懂這部古典現實主義名著。毛澤東運用階級分析法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審讀《紅樓夢》描寫的封建社會，也不失爲一種瞭解封建社會的金鑰匙。

　　井岡山斗爭時期，賀子珍在談話時說她喜歡讀《三國演義》、《水滸傳》，不喜歡讀《紅樓夢》，說《紅樓夢》裏盡是談情說愛，軟綿綿的，沒有意思。毛澤東反駁說：“你這個評價不公正，這是一本難得的好書哩！《紅樓夢》裏寫了兩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賈母、王熙鳳、賈政，這是一派，是不好的；賈寶玉、林黛玉、丫環，這是一派，是好的。《紅樓夢》寫了兩派的鬥爭。我看你一定沒有仔細讀這本書，你要重讀一遍。”從當時中共領導的土地革命的實踐來說，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的觀點審讀《紅樓夢》，也是順理成章的。延安時期，有一次毛澤東與身邊同志說：還是要看《紅樓夢》啊！那裏寫貪官污吏，寫了皇帝王爺，寫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隸。大地主是從小地主裏冒出來的，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看了這本書就懂了什麼是地主階級，什麼是封建社會，就會明白爲什麼要推翻它。1954年3月10日，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說：《紅樓夢》這部書寫得很好，它是講階級鬥爭的，要看五遍纔能有發言權哩。多少年來，很多人研究它，但並沒有真懂。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說：“他(指曹雪芹)的書中寫了幾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33人是統治階級，約佔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壓迫的。犧牲的、死的很多，如鴛鴦、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釧、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個丫環。秦可卿實際是自殺的，書上看不出來。賈寶玉對這些人都是同情的。”1964年8月，毛澤東在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又說：“《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統治者二十幾人(有人算了，說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隸，300多個，鴛鴦、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講歷史不拿階級鬥爭觀點講，就講不通。”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即使是輕微的反抗，也會給人們帶來星點的光明。毛澤東是革命樂觀主義者，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前途充滿了希望。他之所以推崇《紅樓夢》，在於這部現實主義名著在描寫黑暗與醜惡的時候，展示了對光明的嚮往。1958年8月，毛澤東在修改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時加寫道：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範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並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談到《金瓶梅》和《紅樓夢》時說：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這部書寫了宋朝的真正社會歷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揭露了統治者和被壓迫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寫得很細緻。《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紅樓夢》、《聊齋志異》是尊重女性的。同情弱者、反抗強權，同情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主張個性解放和爭取民主獨立，是毛澤東的性格，也是毛澤東一貫奉行的理念。1962年8月11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會上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等，是光寫黑暗的，魯迅稱之爲“譴責小說”。只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不如《紅樓夢》、《西遊記》使人愛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爲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紅樓夢》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麼。

　　《紅樓夢》是我國古典文學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毛澤東之所以對《紅樓夢》愛不釋手，是因爲它是中國傑出的現實主義名著之一，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價值。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說：“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歷來受人欺負。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衆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他還說，《紅樓夢》是中國古代小說寫得最好的一部，創造了好多文學語言。由此可見，毛澤東把《紅樓夢》作爲與外國文學名著相媲美的文學作品。

　　毛澤東經常說，《紅樓夢》具有豐富的社會史料，而這些豐富的社會史料反映了作者對現實生活的體察。反之，只有深入社會生活，總結社會經驗，才能寫出有生活氣息的不朽的文學作品。1938年4月，毛澤東在魯藝演講時說，《毀滅》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經游擊戰爭的，《紅樓夢》裏描寫柳湘蓮痛打薛蟠以後便“牽馬認鐙去了”，沒有實際經驗是寫不出“認鐙”二字的。過去一個研究《紅樓夢》的人說，他曾切實地把大觀園考察過一番，現在你們的大觀園是全中國，你們這些青年藝術工作者個個都是大觀園中的賈寶玉或林黛玉，要切實地在這個大觀園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們的作品，“大綱”是全中國，“小綱”是五臺山。通過這些話，毛澤東要求“走馬看花不如駐馬看花，駐馬看花不如下馬看花”，號召文藝家貼近生活，豐富實際經驗，充實內容形式，創造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

　　以古喻今，吸收《紅樓夢》中的文學語言爲現實服務，也是毛澤東的獨到之處。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把自由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比喻爲林黛玉洗澡後身上發出的“軟弱香”，會有目的地向延安送，告誡黨員要警惕“軟弱香”的壞影響；還將我們的宣傳比喻爲帶刺兒的玫瑰花，自由資產階級不喜歡，他們只喜歡薛寶釵，不喜歡探春，告誡黨員幹部在革命中要不怕自由資產階級帶來的麻煩。1949年1月，在解放戰爭即將取得決定性勝利之際，毛澤東把蔣介石集團議和的條件“軍隊有確實的保障”，比喻爲“賈寶玉的命根是系在頸上的一塊石頭”，揭穿了國民黨政府“名爲和平實要戰爭”的實質。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評判國際政治態勢時，借用林黛玉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比喻社會主義力量對帝國主義力量佔了壓倒的優勢。1963年，當時中國既要面對美國，又要防備蘇聯，針對有人擔心美蘇合作對我不利的估計，毛澤東說：相信《紅樓夢》上王熙鳳說的那句話，“大有大的難處”，美國不論國內、國際到處都碰釘子，赫魯曉夫也是這樣，還是《紅樓夢》上冷子興說的，“百腳之蟲，死而不僵”；美國《錘與鋼》雜誌也說：美國像一株空了的大樹，裏邊已被蟲子咬空了，外邊還枝葉茂盛。

　　1954年12月19日，毛澤東在談到政協的性質和任務時說，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以及選舉、文教、學習方面的問題都要協商。比如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也值得協商。主要是批判唯心論問題。將來一萬年以後，也還有唯心論，因爲社會經濟制度、生產關係陳舊了，就有一批人要出唯心論。新舊之間的矛盾，一萬年後也還有。社會主義改造是很紛繁的，各種工作就要協商。在1957年3月10日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和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毛澤東兩次引用了王熙鳳說的“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希望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要具有大無畏精神，敢於向共產黨提出批判建議，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鬥。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引用《紅樓夢》裏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說明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是苦戰與修整的對立統一，要講究辯證法的。1962年1月，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談到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和《紅樓夢》產生的歷史背景時說，從17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經過360多年的發展，建立起強大的資本主義社會；而17世紀正是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滅亡的時代，是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時代。由於中國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下取得勝利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建立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需要100多年的時間。說明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長期性。

　　最後，有一個題外話還應一提，那就是1954年毛澤東對俞平伯的批判。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證明了毛澤東對《紅樓夢》的“厚愛”。

　　毛澤東批註過俞平伯所著《〈紅樓夢〉辨》，並認爲俞平伯的“錯誤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態度”和“《紅樓夢》底風格”兩節。俞平伯認爲，“《紅樓夢》是感嘆自己身世的”，“不過是個人身世性格底反映”。這種“自傳說”同毛澤東認爲《紅樓夢》描寫了“很精細的歷史”、有豐富的社會史料的評價相去甚遠。俞平伯認爲，《紅樓夢》的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閒書相似，不得入近代文學之林”。這種“消遣作品說”，與毛澤東認爲《紅樓夢》是古典現實主義小說的觀點是有很大差距的。俞平伯認爲，“《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位置是不高的，這一類小說，和一切中國底文學――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這種評價與毛澤東認爲“中國古典小說寫得最好的是《紅樓夢》”反差是相當大的。俞平伯認爲，文學批評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見的，所以“甲是乙非了無標準”，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裏愛”。毛澤東認爲，“這是胡適哲學的相對主義，即實用主義”。可見，毛澤東與俞平伯審讀《紅樓夢》的視角不同，運用的思想武器不同，所得出的結論也就迥然不同。所以，當“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批駁俞平伯是以反現實主義的唯心論的觀點分析和批評《紅樓夢》時，毛澤東當然會支持這場批判運動了。(劉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