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看去，周忠民並不能給人親切感。他患有嚴重的白癜風，臉上、手上的皮膚都白一塊、紅一塊的。他常常戴一頂鴨舌帽，帽檐的陰影遮住大半個斑駁的臉龐。但是貧困山區的孩子並不?他。在過去的幾年裡，周忠民到過甘肅、廣西、四川等10多個省份，去調查鄉村教育的真實現狀。他走訪過的貧困生家庭有2000多戶。當然，他給這些孩子帶去了錢，金額不大卻足夠他們上學。
周忠民不是政府官員也不是什麼富人，他的身份是民間志願者。今年在四川小涼山區域的馬邊縣，他作為多個民間助學團隊的代表，在不通道路的深山裡建成了13所村校，另有20多所村校已經開工或正在簽約。『我們在那裡建起了28個圖書室、資助了數百名貧困學生和一批代課教師。還為山裡的孩子們做了新課桌，發了新校服、配備了新書包和新文具，使學校的吸引力大為增加，僅民主鄉本學期就超計劃新入學80多個孩子。』
和一般志願者不同，他並不特屬某個機構，而是同時為數家旨在關注鄉村教育的民間機構工作。他59歲了，多數像他這樣在城市長大的人，這個年紀已經退休在家抱孫子。他11年前提前辦理了退休，開始奔向『年輕時就向往的、有著廣闊天地的農村』。他的毅力、體力、行動力，常讓許多年輕的後輩自嘆不如。他每次出行都輾轉二三十個地方，時間長達3個月，2006年他騎著自行車『萬裡單騎助學行』，走訪廣西山區18個西部計劃志願者服務縣，硬是在3個月裡用自行車輪在廣西地圖上畫了一個圈兒。
每到一地，他就要對那些獲得過資助的學生進行實際家訪。在四川某縣，他發現，一些孩子家在公路邊，住的是磚房，在當地屬於經濟條件較好的，卻也出現在資助名單上。
由當地政府推薦的聯絡員特別強調要給一個孩子資助。『就因為她是你侄女？』周忠民問。
『你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共產黨，不相信政府。』這個聯絡員振振有詞。
有些孩子住得很遠，周忠民請當地乾部借車帶他們去家訪。每走一戶人家，這位聯絡員就往車上搬一袋豆子或者糧食。一天下來，裝了半車。周忠民把這些記在心裡。
『名單上的每一個孩子，我都要見。』他告訴聯絡員，請附近幾個學校受資助的孩子，都來接受回訪。有的孩子一連來了兩天，用的是不同的名字。周忠民記下了。有的名單上的孩子根本沒來，說是轉學了。至於轉去哪裡，家住何方，一概回答不知道。
『這種條件，我們還怎麼搞助學？』沒有絲毫猶豫，周忠民向出資在這裡助學的機構反映情況。很快，這個助學點被撤銷了。
孩子們總會說實話，周忠民對此深信不疑。他准備了很多具體問題，『你收到過幾次捐助款，一共多少錢？』『你認識聯系員嗎？他叫什麼名字，去過你的家嗎？』『你是畢業班的學生了，有把握進入上一級學校嗎？希望獲得資助嗎？』『你希望怎麼樣度過自己的一生？』等等。
有一次，孩子們告訴他，捐助款發下來後，校長又把錢收上去了。這個助學點後來也停了。類似的情況，每年都會遇到。但周忠民從來不灰心。
1998年，周忠民帶著自費買來的9臺電腦，來到甘肅古浪縣，建起了全縣第一個計算機教室。他自學了DOS操作系統，理所當然地成為教師。之後，縣裡湊了4萬元，周忠民又借給他們4萬元，到北京中關村買了26臺電腦。隨後的兩年間，這個縣建立起50多個計算機教室。『古浪縣的電腦普及率，一下子比我原來工作的金昌市還要高了。』周忠民笑道。
他最初想建一個流動的計算機教室，弄上一臺車，拉上計算機在鄉村跑動。可沒有那麼多錢，周忠民想到了股市。他把自己的全部儲蓄拿去買股票，指望賺錢來買電腦。結果，他在鄉下跑，沒時間盯著股市，股票一個勁地跌，本錢折了不少。計劃也落了空，他於是親自去一線跑，搜集一線的資料展示給社會，吸引那些更有實力來參與助學的機構和個人。
『我們都來做一點』，這是周忠民的口頭禪，也是他MSN上的簽名。
他不計較自己有多少補助。實際上，每監察一個地方，全部補貼包括路費不超過400元，超支是常有的事。為了節約經費，周忠民自費買了一輛自行車作為在鄉下的交通工具。車是那種特別組裝的運動車，要騎山路，普通自行車經不起折騰。這輛車花了他2000元。回京時，他把自行車鎖在當地派出所停車處的柱子上，結果還是被盜了，只好再買一輛。
在山裡騎自行車可不是輕松的事。那裡全是坑坑窪窪的土路，有的還溝壑縱橫，全是牛在雨天踩出來的。他常常得推著車費力地往山上走，加上睡袋、帳篷和其他裝備，整輛車足有五六十公斤重。
因為有白癜風，周忠民不能曬太陽，他常在夜裡上路。一次夜行，迎面而來的貨車開著大燈，周忠民看不清路，車把一歪，連人帶車紮進路邊的溝裡，摔斷了3根肋骨。那一次，他在鄉下醫院足足躺了20天。
民間助學機構信天謹游的負責人評價說，『周老師是個做事的人。』的確，周忠民很少講什麼理念，他用自己的腳來丈量中國鄉村教育的現狀，然後把照片放在網上，讓更多的人看到。
周忠民到過貴州六盤水，那裡一個男代課教師，每月工資只有200元，他每天晚上，要去鎮上打更，再賺取一份生活費。但就是這個老師，卻花了1000元，修好校門前的小橋，方便學生行路。
周忠民到過廣西凌雲縣，聽說一個乾部家的女孩快失學了。『她家是乾部，應該條件還可以吧？』周忠民想了想，把資助的名額給了另一個普通人家的孩子。再來的時候，他聽說那個女孩已經失學了，並且在失學後吞下了連牛馬都不吃的斷腸草，死了。『我只能嘆息了，農村人家在經濟緊張時，總是會先犧牲女孩子上學的利益。』
周忠民也了解到，國家『兩免一補』政策落實得不錯，在一些地方，孩子們還能領到每天1元錢的補助。他於是寫報告給一些民間助學團體，建議他們順應實際情況，轉移資金使用方向。
他的自行車上掛著一面紅旗，上面寫著：我們都來做一點。『你都做啥啊？』一次修車時，修車師傅忍不住問。得知周忠民騎車助學的行動後，這位師傅大方地說：『那我也來做一點，就不收你的錢了。』
2007年，周忠民為四川馬邊縣民主鄉的孩子們聯系到一批新桌椅。由於通往民主鄉的道路施工，課桌只能卸在半路，要靠家長們自己來背回去。周忠民開始有些擔心，許多孩子家往返需要一整天，家長們願意來背嗎？但到了那天，家長們全來了，其中還有79歲的老奶奶！一個74歲老奶奶來給孫子背桌椅。周忠民問她，能行嗎？老奶奶回答：『你們都能把課桌買來，我還背不回去？我也來做一點。』
周忠民也會發火。在廣西百色地區田陽任教時，他教計算機。這裡沒有網絡教學軟件，教師在黑板上講課，學生看不到教師的實際操作；每班學生有四五十人，上機時兩三個人一臺機器。教室裡熱鬧極了，這裡在叫『老師，不得(不行、不會的意思)』，那裡喊『老師，來，過來』。因為緊張和疲勞，他也會控制不住情緒。『有時我會由於一些並不太大的事情對學生發火，甚至把整個班的學生趕出教室。結果我收到了一份有40多個同學簽名的道歉信，我也為由於個別同學的錯誤而不給全班同學上課這件事情向同學們道了歉。』
在長期助學過程中，他漸漸覺得，那些民間機構都有意無意地在『劃分勢力范圍』，這個省是我幫扶的，那個省是你對口的，彼此不讓對方進入。在機構內部，也都搞小圈子。周忠民不願意在其中摻和。『有什麼意思呢，還是做一點事吧。』
周忠民於是退出自己親手創辦的一個助學機構，開始為很多類似的團體做志願者，但他只做志願者，不參與領導，不表達意見，不反對這個團體的任何規章。他唯一要求的，就是去一線跑動。其實最缺的就是在一線跑動的志願者，於是他成為受歡迎的人。而真到了地方，他會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推薦適合當地的助學項目：校捨破爛的，給聯系蓋學校的社團；孩子困難的，找結對幫扶的社團；缺師資的，就找資助教師的社團；缺少圖書的，給聯系做鄉村圖書館項目的社團……
『我就是想給當地提供多種選擇。如果我不是在這麼多團體兼職，不可能給他們帶來這麼多機會。』周忠民覺得自己的經驗很難復制。但他真希望國家的助學政策早日完全落實，『那時，我這個老頭就再不用出去跑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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