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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的留學，更多的是公派留學，是一種不充分競爭下的、無奈的精英留學；而今天的留學，變成了全民留學、大衆留學，人們有選擇的自主留學
1979年，文革後的中國第一次派出50位年輕人去美國做訪問學者。他們首先統一去了位於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到了那邊之後，他們開始給各個大學寫申請信。
然而，登陸美國的這一批留學生，還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跟美國的大學聯繫；甚至對方回覆的信件他們也看不懂——當時兩個分別來自上海生化所和北大的生物學老師，對分子生物學是怎麼回事都不知道。
25年之後的2004年，統計數據顯示，改革後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的總數已近82萬，回國總數近20萬。有人評價說，這一代華人留學生和海歸學者對中國所做的最重要貢獻，一是打破了思想禁錮；二是改變了中國和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形象；第三才是帶動了大陸科學技術的發展。
這一評價顯著有別於當年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23人中，那21位早期的留學人員。
饒毅：感謝新政策
允許普通百姓自由出國留學開始於1985年。而今年剛從美國西北大學回國就任北大生命科學院院長的饒毅，有幸最早享受到了這一政策。他在自己辦公室爲我們講述了他當年出國的故事，以及當時中國的“留學環境”：“上世紀70年代末期，《大衆電影》的封底出現了《灰姑娘》的畫面，輿論大譁，認爲這是黃色的；電影中第一次出現接吻，也被看成是不得了的事情；而文革中，如果你把學術論文寄給國外的學術期刊，就有可能被打成‘裏通外國’。”
“出國留學”的思想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當鄧小平提出要送一部分人出去留學時，反對者依然不少；此後出國政策一步步放開，每一步都受到重重阻撓。
一開始是不允許自費出國的，只能是公派，後來開始允許有海外關係的那些學生出去。
饒毅在美國碰到過一個比他早幾年出去的女留學生，她是通過考試獲得公派出國機會的，可能是改革後第一個在斯坦福拿到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她說，當她當年拿到出國通知時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去問鄧子方(鄧小平的兒子，改革後最早公派出國的留學生之一)：“我們真的能出國去留學了？”
饒毅1978～1983年在江西醫學院就讀大學，1983～1985年在上海第一醫學院讀研究生。“我父親在1982～1984年去過美國，對我瞭解申請程序有所幫助。”1984年，饒毅開始申請。“當時還需要海外背景，我有親戚在美國，所以是有審批條件的。現在，只要拿到了美國方面的獎學金，去公安局辦護照是很容易的事情。但那時還不行，還要去很多地方申請，需要從自己單位開始層層審批，走一系列很困難的程序。當我拿到美國方面的通知時，政策剛好下來：不需要審批了，允許自由地自費出國留學。”
當時饒毅他們這一批學生都很感激政府：沒有這一政策改變，很多人將完全是另一種命運。不過新政策下來之後，一般學生再開始申請，大多數要到1986年才能出去。“1985年享受到不通過審批就辦理出國手續的學生顯然很少，應該也就是幾個人吧，我成爲這批留學生中的一位。”
精英層的自覺
出國前，饒毅閱讀了大量文獻——那個年代，30～50歲的人大多數英文不好，他們讀文獻是比較困難的。“但我的導師張安中教授英文很好，她是著名藥理學家張昌紹教授的長女。她有一個女兒大家都熟悉，就是著名電影演員陳沖，當時可就是一個大明星。”饒毅說，導師給了他很好的幫助。
饒毅讀研究生的時候有一個同寢朋友魯白(現在也是著名的生物學家)，他們兩個人在學生裏面辦起了一個文獻閱讀會，饒毅把分子生物學的知識用在神經生物學，介紹給大家；而魯白是研究記憶問題的，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新興學術方向，大家取長補短，相互交流。
在大量閱讀文獻的基礎上，饒毅選擇了分子神經生物學這個方向，因爲他很清楚地認識到了其未來的前景；並且，他也很明確，必須出國深造。“那時，對於自然科學的這些領域，要取得成就是必須出國去留學的，國內外差距太大了。”
申請進入正式程序，饒毅開始找人給自己寫推薦信。“那時有一批美國科學院院士來中國訪問，其中有一個，是斯坦福大學做藥理研究的教授A. Goldstein，是我的導師接待的。我就問他，你可不可以幫我寫推薦信，他答應了。另一個，也是美國科學院院士，聖迭哥加州大學神經生物學家T. Bullock教授，則是來訪時我自己去找他的，他也答應了給我寫推薦信。最後一個給我寫推薦信的是馮德培先生，當時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同時是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他是一個崖岸高峻的人，做學問做得很好。我不敢直接去找他，我的老師張安中把我推薦給馮德培先生認識，他後來也答應了給我寫推薦信。”
饒毅自己都爲此感到驕傲：能夠找到三個美國科學院院士寫推薦信的留學生，到現在估計也不多見，或許已經成爲一個紀錄。
1985年，饒毅被哈佛大學、舊金山加州大學、聖迭哥加州大學、愛因斯坦醫學院等四所學校同時錄取爲研究生。饒毅最終選擇了舊金山加州大學。“現在的學生，在選擇學校的時候，只是去網站上看一下排名，就做決定，這是不可取的，必須充分了解你自己所在專業的情況。比如耶魯，排名很靠前，但它主要是社會人文學科強，理工科要弱很多。”
徐小平：出國理由的困惑
儘管沒有像饒毅一樣成爲全球生物學界知名的科學家，但現在新東方任職副校長的徐小平，在中國大衆中的知名度或許並不比饒毅差。
“我是1987年的最後一天出國的。1983年，我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當時已經有了出國留學的意識。中央音樂學院有很多公派留學生，我們其實也想去，於是開始跟一些朋友商量要不要出國。”
徐小平說，當時他們對國內的工作和發展還充滿理想和激情，期待着“未來的召喚”。“我們討論的是：出國會不會損失我們將來爲社會做貢獻的機會，而不是像現在一樣更多考慮自己的創業機會。”而那時，學生畢業後可以選擇的道路顯然沒有現在這麼多，“當時北外有一個同學，畢業的時候發問：到底是要做部長還是做教授？似乎可以選擇的路除了從政就是做教育。”
徐小平畢業後在北大團委工作，當時有一個同事，托福考了630分，能夠被派去哈佛法學院留學，而最後他決定不出去。“現在，他成了標準意義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我要說的是，25年前，我們有着雄偉的社會理想，在這個理想面前，出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到了2002年，已經回國在新東方工作了七八年的徐小平，提出了“反對盲目留學、提倡有目的的留學，要爲了回國而出國”的口號，他認爲，這跟他的個人經歷有關，跟他當年的心跡是一致的。
徐小平說，上世紀80年代早期，他們的出國熱情被社會激情所掩蓋，到了80年代中期，出國熱情依然不夠強。“那時我們完全處於矇昧狀態，出國爲了什麼？我依然沒想清楚，不知道出國能夠帶來什麼。這時有一個朋友——現在也是傑出的學者——跟我說，出去吧，出去可以解決‘八大件’(冰箱、電視、洗衣機等八種家用電器)的問題。作爲北大的一個學者，他當時對出國還有着一種道德上的不安，而從家庭責任方面找到了一種心理平衡。”
“留學重組了我的精神”
徐小平說，他出國之前去換錢，那時國家只能允許一個人換100美元。在換錢的地方，他看到一個美國人，手裏拿着1萬元人民幣的外匯券——相當於1.5萬元人民幣。“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錢，當時就在想，我要是回北大，每個月最多隻能掙到100元，要掙這麼多錢，需要150個月，也就是12年！這讓我對自己本人、以及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產生了強烈的懷疑：一直說我們優越，至少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優越。”
徐小平帶着迷茫和痛苦出國，甚至有一種走投無路的感覺。
10多個小時以後他到了美國，他的一個朋友帶他走進一個超市。“超市裏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水果和奶酪。奶酪有幾十桶上百桶，各種乳製品琳琅滿目；而來自於全世界的水果這裏都有。1987年的中國正處在一個搶購潮,我出國前在上海第一百貨，只買到一個20元的收音機。坦白地說，當時我並沒有崩潰，我在想，我們美好的制度是一個貨架，這個貨架上還需要放上東西。”
而走進書店，徐小平看到了各種國內禁止的雜誌和書籍。“但我並沒有從中看到什麼不好：偉大的思想看來可以跟卑微的人性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對徐小平觸動最大的還是另一幕場景。
1987年10月，美國經歷了黑色星期一，股票市場暴跌，國內對此紛紛做了報道。“我在年底最後一天的半夜到了俄亥俄州的一個小鎮，聖誕節的燈景還沒散去，每家每戶的門前，景色就跟童話世界一模一樣。我沒有在這裏看到悲傷和崩潰，相反，我從小到大夢想中的童話世界就在眼前。這一切與中國只隔了10多個小時的飛機旅程，在這一差距面前，一個30多歲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思想進行了重新組合，就如同山呼海嘯一樣地劇烈，也奠定了我一生追求的精神基礎。”
徐小平說，他學的專業是音樂，但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收穫不在於本專業，而是對西方社會大文化的瞭解和理解，包括語言、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等有了深刻的瞭解。
俞敏洪：中學畢業就出國是趨勢
俞敏洪因爲創立新東方而名滿天下，但卻是一個從來沒留過學的“留學教父”。
“不誇張地說，沒有新東方的話，今天中國出國留學的學生不會這麼多。”俞敏洪說，新東方的出現和發展剛好迎合了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潮流，實際上也帶動了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潮流。
在俞敏洪剛剛開始辦託福和GRE班的時候，北京已經有三四家這類學校，上世紀80年代，上海的前進學校比新東方要有名得多，當時的學生都是從北往南去上海學託福。“新東方與衆不同的是，這裏面並非只有教英語的老師，而是彙集了一羣樂意去感知社會變化、以及推動社會變化的人——這是北大出來的這些人的‘通病’。我們當時已經認識到推動留學潮流所具有的歷史意義，這也是我自己後來一直把新東方做下去而沒有出去留學的原因。”
俞敏洪說，他們有意無意地在倡導一種通過留學來改變自己命運的概念，但同時也倡導，假如你留不了學，也可以改變自己命運，兩種概念並行。
新東方在輔導、培訓英語考試的同時，還做了一項重要工作，那就是告訴學生怎麼樣出去留學的普及工作。中國很多學生都希望自己出去留學，但不知道該怎麼出去，包括一些基本申請步驟、各個國家對待留學生的區別、各個大學頒發獎學金的流程和決策有何不同、讀研究生和讀博士生的區別在什麼地方，等等。新東方的普及工作使得大量學生自己就完成了出國留學的整個過程。“新東方是除了北大圖書館和北京語言大學之外，在當時還沒有網絡的情況下第一家引進美國大學招生簡章及其目錄的民間機構。”
新東方還提倡了一種理念，就是學生應該從中學畢業就去美國讀大學。
“現在，從高中去美國讀大學的學生越來越多了，這跟新東方的鼓吹有一定關係。我們認爲，未來——或許是15年以後，最有競爭力的不再是那些從中國大學畢業後再去美國讀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學生，而是從本科到碩士、博士都在美國讀的那些學生。我相信15年後這種狀況一定會顯示出來，這是不可逆轉的一個趨勢”——現在，新東方從少兒英語一直到出國留學考試培訓都在做。
從學生的構成來看，新東方“學員”原先是本科生和碩士生最多，後來逐漸變成以本科生爲主，現在則是中小學生和大學生各佔一半。俞敏洪說，從以留學爲目標的角度分，中學生已經佔到了大約1/3的比例。
新東方：從鼓勵出國到號召回國
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徐小平、王強等人回國之後，新東方開始明確地同時推動出國留學和回國創業兩種潮流，提出“出國留學的橋樑，歸國創業的彩虹”這樣的計劃。“1997年以後，我們開始去美國各個大學演講，從哈佛、耶魯到普林斯頓，鼓動中國留學生回國創業。”
俞敏洪說，他看到了一種好現象：1997年他們去美國一些大學演講，問學生畢業後願意不願意回國工作，當時最多隻有1/3的人舉手。“現在呢，我最近去哈佛商學院演講，結果發現，願意回國工作的學生幾乎達到了100%，只是還不知道回來後該去怎麼樣的單位，該怎麼樣去創業，或者從什麼樣的工作開始入手。”
也就是說，中國國內的創業環境有了顯著的改善。“這與中國留學生的出國和歸國互爲因果。坦率地說，如果當時沒有那麼多學生出國留學，現在的改革和開放速度也許會受影響。因爲留學生帶來了很多新理念新思想，同時很多留學歸國學生參與了這個過程——很多‘專家官’都是留學生，而且以後這樣的人肯定還會越來越多。”俞敏洪說。
更需要的是“精神留學”
“20多年前的留學，更多的是公派留學，是一種不充分競爭下的、無奈的精英留學；而今天的留學，變成了全民留學、大衆留學，人們有選擇的自主留學。”徐小平如此概括改革後中國留學環境的變遷。
從整體上看，早期出去的人大多是爲了學科學、工程，稍晚纔有了一些學管理的、學經濟的，而拒絕學習人文、社會科學。一直到1995年徐小平回國的時候，還幾乎沒有出去學法律的。徐小平認爲這是一種留學的先天不足，也是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一種缺失——最初的留學政策導致了留學生專業的不平衡。
徐小平記得直到1986年前後有關單位還在強調，鼓勵學生出國留學，主要是自然科學和管理科學。政策的傾斜和引導，左右了很多中國留學生的選擇。
“這一後果已經在今日之中國顯現出來：我們對外宣傳、對外談判的人才很少，懂得西方教育的人也不那麼夠。我因此鼓勵中國留學生朝法律、新聞、人文學科方面去努力。”徐小平說，現在，由於經濟能力、政治認可、以及留學生回國後選擇的多樣化三種因素作用，學人文科學的留學生越來越有了適當的氣候和土壤。
徐小平現在給新東方的學生傳播這樣一種思想：“中國經濟有70%涉外，可是中國的人才有70%涉外嗎？如果有70%的人才涉外了，那麼中國的國家形象、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將會和中國製造一樣，有着震撼全球的力量。但我們顯然還沒有做到這一點，而新東方正在努力去做——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留學理論，作爲鼓勵當代青年出國的理由之一。”
徐小平表示，他希望留學生能夠達到三個目的：獲得就業競爭力、獲得行業競爭力、引領和啓發社會的能力。這第三個目標需要對西方社會有很深入的瞭解。
徐小平最後給記者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他碰到一個女孩，家裏花了一百多萬人民幣讓她出國學習，學的是英語，回國後在一個大學教書。徐小平讓她來新東方，跟她描述了來新東方有無限美好的前景之後，她被感動了，激動得臉紅心跳，但她最後突然說了一句話：新東方不正統——因爲新東方是民營的、私有的。
“這個女孩出國學到了什麼呢？她學到了英語，學到了技術上的東西，卻沒有學到現代西方文化裏面精髓的東西——獨立、自由，以及一種觀念：個人力量、民間力量在推動社會前進過程中的重要性。她完成了表面上的留學，沒有完成精神上的留學。” (記者/方玄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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