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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詞典》對“大師”一詞的解釋是：“在學問或藝術上有很深的造詣，爲大家所尊崇的人。”大師是一個互動性、接受性的存在，單有高深的學問而無衆人的尊崇，難以稱得上是大師。
大師需要公認，而非自我命名，也不是少數人圈定的名單。大師代表了頂端的學術成績，體現了永恆的人格魅力。大師沒有固定的衡量標準，因爲大師的學術高度是由大師自己創造的。大師既是深厚傳統的集大成者，又是開一代風氣的先行者。我們尊崇大師，不是因爲他終結了真理，而是他開啓了通往真理之門。大師並不壟斷話語權，因爲大師並不代替任何人發言，他站在學術殿堂的頂層，露出寬厚的笑容。他在召喚，而非阻攔。大師的產生需要深遠的文化積累和卓爾不羣的個性體現。大師的對立面是平庸和浮躁。大師永遠是沉靜、從容的，從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大師所代表的不僅僅是學術、思想或文藝等某一領域的輝煌，更重要的是，他以博大的學識、豐饒的心靈和不朽的經典向人們展示了什麼纔是真正的偉大作品。大師那種宏大的精神氣象讓我們心懷敬畏。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並不可悲，可悲的是缺乏對大師的尊崇。精通梵語、吠陀語、巴利語、吐火羅語的季羨林憑藉其在語言學、印度學、歷史學、宗教學等方面的學術建樹，而受到學術界內外的普遍尊敬。在“國學熱”高溫不下的今天，季羨林更被尊稱爲“國學大師”。對此，季羨林並不領情，專門撰文辭“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和“國寶”的稱號。這體現了大家的謙卑情懷。在此之前，有人(如學者葛劍雄)對尊季羨林爲“國學大師”提出異議，主要理由是季羨林的主要學術成績在印度學、語言學等領域，雖然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也頗有研究，但畢竟不是其“拿手好戲”。這一觀點雖然有過於挑剔之嫌，但是，卻得到了季羨林本人的認同：“談到國學基礎，我從小學起就讀經書、古文、詩詞。對一些重要的經典著作有所涉獵。但是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功夫，因爲我從來沒想成爲一個國學家。後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季羨林：《閱世心語》)季羨林所說的“其他的學術”是指中國傳統文化以外的印度古代語言、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學問。這是他的看家本事，也是他人無可企及的學術巔峯。至於國學，實在不是季羨林老先生的強項，儘管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發表了很多意見，並且發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美好預言。用國學來描述季羨林的學術成就是一種常識錯誤，掩飾和忽略了季羨林先生的真學問。“臨清之學，不以傳統小學之文字訓詁入，而以異域之古文字、稀有文字立，故能獨得國際東方顯學之專學絕域之入室門徑。”(劉夢溪：《學術思想與人物》)
何謂“國學”？國學是一個國家的固有文化，是最具原創性和根本性的學問。章太炎把國學看成是立國之本，斷言“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章太炎：《國學講習會序》)國學是傳統文化的源頭和主幹部分，國學的虛空和脆弱必然會動搖一個國家的精神根基。但是，知識的建構和文化演進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如果排斥對外來文化的吸收，純粹的國學也就失去了生命力。錢穆先生說：“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成，將來亦恐不立。特爲一時代的名詞，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則判斷。”(錢穆：《國學概論·序言》)可見，要想清晰地界定國學的概念和範圍是很困難的。1925年，清華學校建立國學研究院，吳宓任研究院籌備主任，聘請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陳寅恪爲研究院導師。其章程宗旨爲“本院以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其目的專在養成下列兩項人才：(一)著書爲畢生事業者。(二)各種學校之國學教師。”在其《研究院章程緣起》中說：“學問者一無窮之事業也。其在人類，則與人類相始終；在國民，則與一國相始終；在個人，則與其一身相始終。”清華國學研究院並不像時下的“國學教室”、“大師班”那樣有着急迫的功利心態。無論是國學的復興還是“國學大師”的造就，都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劉夢溪先生說：“國學這一概念是有侷限的，我們使用的時候，需要小心小心，切不可你也國學，我也國學，大家彼此一下子熱起來。更不要花費心思去選舉‘國學大師’。”(劉夢溪：《大師與傳統》)所謂的“國學熱”實質上是市場經濟語境下的一種功利選擇，而非真正的學術自覺。讓孩子從小讀經、用孔孟之道建設和諧社會、用孫子兵法管理企業，都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扭曲和肢解。在大師缺席的時代，飢不擇食的大衆被易中天、于丹們的娛樂化解說所迷惑。國學成了謀取商業利益和虛名的大蛋糕。殊不知，大師是教授中的教授，學者中的學者，絕非那些一知半解的冒牌教授所能夠扮演的。時下中國大學的教授、博導之類的頭銜太氾濫，而膚淺的媒體更是與名不副實的學者一拍即合。與對這些注水的泡沫學術的盲目追隨相比，尊季羨林先生爲“國學大師”雖然有些錯位，但畢竟是愛屋及烏，說起來也算靠譜，不必過於挑剔了。(丁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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