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歲的竇蔻頭頂上的光環令人驚嘆——4歲寫日記，5歲發表詩歌、童話和畫作，6歲創作並出版了長篇自傳體小說《竇蔻流浪記》，但這個孩子卻未接受過正規教育，因此自打這個神童誕生伊始，懷疑與爭議就始終存在。近日他寫的《教育大革命宣言》一文在新浪等網站推為博客首頁。為了宣講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從洛陽的家中出發，准備登上北大的講臺。
現場
獨自跋涉千裡進京
竇蔻身背雙肩包，扛著一面紅旗，紅旗上寫著『留學前穿越中國，迎奧運竇蔻年華』。從3月10日開始，他從洛陽出發徒步行走，現已接近北京(圖二)。竇蔻所有的路費是500元錢，早上吃油條豆漿，中午吃包子，晚上再找個10塊錢的鋪睡覺，在竇蔻看來，500元錢足夠他走到北京。但路上也遭遇了不少事情，竇蔻告訴記者，旅途中，他把相機給別人讓對方幫著給自己拍照留影，結果對方竟然把相機拿走了；還有在小攤吃飯，本來說一碗豆漿四毛，結果結賬時老板說是『十毛』，非要收他一塊錢。
歷程
成長之路爭議不斷
因為家境貧寒，竇蔻從小就開始跟著父母四處流浪。從啟發竇蔻觀察生活，到讓他堅持寫日記等，父母成了竇蔻的老師。2001年，竇蔻6歲那年，他根據自己的生活寫了第一本自傳體小說《竇蔻流浪記》，隨後，他直接進入五年級讀書，完成一年學業後輟學，隨後8歲又上了一年初中，10歲上了一年高中。但伴隨著名聲而來的是公眾的質疑，『不讓孩子和社會接觸對嗎？』『神童的培養模式有無復制性』掀起了一場對教育制度的討論。這一切的漣漪，皆因為竇蔻這個孩子，人們在爭論，竇蔻在出書，接下來的幾年，他又出了三本書。盛名之下的竇寇也受到了國外的注意，從2007年到現在，竇蔻已經收到了包括印尼總統大學、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加拿大聖瑪麗大學三所大學的邀請。
計 劃 北大宣講個人教育感想
竇蔻告訴記者，他寫的《教育大革命宣言》，已經整理了10萬字，准備出書，這篇文章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竇蔻認為，自己『指向了應試教育』，同時也『指向應試教育環境下的老師』。竇蔻在文中分析，『今天這個時代，再也沒有必要將教師這個職業神聖化了。』他引用比爾·蓋茨等人的例子解釋說『去學校上學並不是成纔的惟一選擇』，『教育的本質就是服務，這跟一個顧客進飯店吃飯，或者進超市購物並沒有什麼不同。』根據自己的論據，他最終提出『將教師這個稱謂改變成學生服務員。』
目前，北京大學學生會已給竇蔻聯系好了講座。竇蔻說：『給這些上大學的哥哥姐姐們講課，我很有激情。』
對話竇蔻
家庭教育優於學校教育
記者：你承受過如此多關注的目光後，現在是什麼心態？
竇蔻：我覺得自己的心態並沒有什麼變化，一直都很平和，只是現在我的學識更加豐富，思想更加成熟，總體來說變化不大。
記者：你喜歡大家叫你神童嗎？
竇蔻：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神童，這都是教育的結果，父母的教育比應試教育更有效，因為我家境貧窮，不去學校可以節省錢，同時家庭是孩子最優秀的老師，父母把學校的教育和家庭教育結合起來，所以我受到的教育很人性化。
記者：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對你有什麼不同？
竇蔻：兩種方式各有利弊，但是家庭教育優於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缺陷是資源不夠，但是學校不可能因材施教。父母教給我的是生存能力和創造能力，我接受了三年學校教育，我認為它不能給我這種能力，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現在那麼多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的原因。
記者：沒有像別的孩子一樣在學校上學，會不會有遺憾？
竇蔻：沒有遺憾，因為人家說學校是個小社會，但我不需要到小社會裡去體驗，我可以直接進入真正的社會去感受生活。
記者：你對將來有什麼規劃？
竇蔻：社會需要什麼人我就做什麼人，但應該是思想家，因為目前的中國缺少思想家，我要做一個帶頭人。
竇寇新作《教育大革命宣言》
第一章教師稱謂的革命(摘錄)
重教應該，尊師休矣。
現今中國沒有真正的教育家，只有那些跟鞋匠、裁縫、護士等職業相同並賴以謀生的教書工。
我們這一代人也不需要『教育家』，我們只需要有思想的、高素質的、平易近人的、能夠蹲下來與我們交流的學生服務員。
有了那些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教育家』，我們對未來只會感到恐懼。
我們正處在一個逐漸變得開明和進步的社會，我們的政府由過去的強制性管理逐步變成人性化的、科學化的、服務性的現代政府，這一點乃大勢所趨。因此有良知的教師應該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重塑自我，認真地改造自我，成為一個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真正合格的學生服務員，纔是教師們的成功途徑。 (記者周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