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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節前的一幕悲劇：一位剛過40的數學教授，自盡於美麗的大學校園。
在追問“爲什麼”的時候，我們是否更應關注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以及應當給年輕學者怎樣的社會環境與工作環境——
9月8日，記者赴南京這家學校採訪。在理學院大樓對面的一家小店，店主說：“那位教授是在西面那片樹林裏上吊死的。他剛來一年，平時不愛說話。聽說是學生給老師打分，他大概得分不高，面子上過不去吧。”
第二天上午，在16宿舍，一位數學系研究生惋惜地說，該教授平時比較嚴肅，但感覺在專業上很厲害。
在南京市殯儀館的追悼會上，記者見到了死者的遺容，一切是那樣真切，又那樣冰冷。一位數學系的女教師流着淚說：“我們大家都很難過，我們系本來教師就少，現在又招那麼多學生，學校還要創牌子……”死者的妻子和女兒最後一次端詳親人的遺容。死者面容清瘦，頭髮烏黑，頸部圍了一根淡黃色絲帶。
人們心頭一陣悲愴。
“羞於見心理醫生，這樣的觀念非改不可了”———校宣傳部負責人的看法
9月10日，記者先後走訪了學校學生處、校長辦公室、黨委宣傳部。宣傳部一位負責人說：“學生給老師打分低，與此事可能有關係，但不是必然聯繫。他家人說他已不是一次想自殺了，這證明他心理本身就有缺陷。他妻子說，後悔兩件事，一是以前沒有及時陪丈夫去看心理醫生，二是出事當天晚上她睡得太沉。”
這位負責人認爲，學生給老師打分，有不盡科學的地方。比如，某教師同時上兩個班課，一個班學生打分高，另一個班學生打分低，這怎麼解釋呢？打分只能作爲評定教師實績的參考。
說起心理素質，這位負責人感慨良多。他覺得，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比別人更豐富，更復雜，也比較容易出現心理方面的問題。“這件事讓我們深刻反思，思想政治工作還有哪些不到位的地方？特別是對於那種性格孤僻的教師，應怎樣與他交流？”但是，他同時指出，思想政治工作絕不能取代心理健康諮詢，“一個人存在心理問題是正常的，看心理醫生也是正常的。因爲怕被別人認爲‘不正常’，而羞於見心理醫生，這樣的觀念非改不可了！”
“現在壓力有點大”———一位大學教授的感慨
上海某著名大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對記者說，現在大學越來越不好呆，壓力很大；學校越好，教師壓力越大。又要教學好，又要搞科研，還要會創收，這怎麼可能呢？要麼累趴下，要麼什麼也幹不好。我和丈夫都是大學教授，互相傾訴一下，心裏會舒服一些。如果心理素質不好，自我封閉，那麼，出現什麼情況都是有可能的。像南京的這個教授，聽說是作爲高層次人才引進的，到了一個新學校，覺得大家都看着他，壓力會更大，加上性格上的一些問題，就可能走上絕路。
這位教授認爲，學校應該爲人才成長創造更寬鬆的環境。一個人不可能什麼都會，他在基礎理論方面有專長，那就讓他去搞基礎理論；他在應用方面是強項，那就讓他去搞應用。有所不爲纔能有所爲，樣樣都要幹，最後樣樣都不行。
“別讓光環遮掩了年輕人才的缺點”———心理學家的見解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心理研究室主任李維說：“眼下，一些大學的崗位競爭日趨激烈，有的大學採取‘專家門診’的方法，對教師進行定崗。教師掛牌上課，來聽他課的學生越多，他留在原崗的可能就越大；反之，他轉崗的可能就越大。這樣一來，教師的壓力很大，這個壓力不僅來自於是否還能有課上，更重要的是源於一種困惑：到底我的學識還有沒有社會價值？特別是一些青年教師，可能會懷疑是否能繼續生存？有這種想法，心裏會很痛苦。因此，我們要認真分析一下，外界的評判和選擇，究竟公正到什麼程度？比方說，一位教師上課生動、活潑，那麼，很多學生就喜歡他上課；而有些比較嚴肅的學者上課，課講得很深，一些學生聽不懂，這部分人就不一定喜歡他上課。對此，我們應該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李維指出，大學教授自殺令人痛心，一種行爲的背後必然有某種動機。我們把動機分爲兩部分：一是誘因，二是內驅，即在誘因作用下他朝哪個方向發展，是被誘因“俘虜”，還是能夠做到“超脫”。在心理學上，這被稱爲一個人的“勢量”。在某種壓力下，這位教授作出這樣的選擇，說明其“內驅”存在問題。可能他認爲，自己是博導、是名人，又是被請來的，那麼無論如何要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裏，顯示出自己的實力。但是，由於一些主客觀原因，這種期待沒有馬上實現，“內驅”就會使他走向極端。
談及年輕人才的引進和培養，李維說，現在，全國上下都強調中青年學術骨幹的扶持和培養。但也應當看到，一些年輕學者在某個方面可能十分突出，在另一些方面則可能存在缺陷，需要修補。在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光環效應”，一個人由於在某個方面特別優秀，以致於人們忽略了他的缺點。有些學校引進年輕人才，馬上壓擔子，認爲他一定勝任。殊不知，這個人也許在學術上能夠勝任，心理上卻不一定承受得起。因此，在人才引進的時候，必須考慮這樣兩個問題：第一，做學問必須要有健全的人格作支撐；第二，人無完人，我們既要看到一個人的強項，也要看到他的弱項，並通過多種途徑，促使他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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