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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人類將面對一個更爲複雜多變的世界，我們在探討未來教育改革和創新的時候，不妨聽聽各個領域知名人士的看法。他們雖不是研究教育的專家，但往往站在學科的前沿，有引領、開拓的思想高度；他們的教育背景豐富，有兼容東西文化的深厚底蘊；他們密切關注人類文明和社會的發展進步，對社會有人文關懷的深層思索。本報從今天起，推出《名人看教育》專欄，每週一期，以記者訪談的形式，介紹他們對教育發展的新的視角、理念和構想。
王大珩，1915年生，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光學事業主要奠基人之一，開拓激光、空間光學、遙感、光度、色度等領域。
學生時代曾就讀北京孔德小學、北京匯文中學、清華大學，1940年獲英國倫敦大學碩士學位。
記者：你在讀書時上過名校，跟過名師，你的老師葉企孫先生就帶出了包括你在內的十多位功勳科學家。能談談教師特別是名師給予學生最多的是什麼嗎？
王大珩：我生在一個小康之家，有幸受過完整的教育，跟隨了許多好教師。匯文中學教過我的老師有的成了大學教授，有的成了某一方面的專家，清華的葉企孫先生更是一代名師。他們傳授給我們的除了知識，更重要的是科學的精神，教我們怎樣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們對民族對國家所寄予的熱望使我畢生難忘。因此怎樣做人的教育是最爲重要的。從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起，清華的校訓就是：“厚德載物，自強不息”，至今如此－－把重視操行放在前面。這也是名師使我受益最多的地方。
記者：現在的孩子所處的環境與你們求學的那個時代有很大的不同，對他們的教育怎樣才更有針對性？
王大珩：3年前，我到漠河參加觀測日全食的活動，我和何澤慧等許多院士都去了。一些參加活動的孩子們請我們在郵封上簽名。我隨口問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你爲什麼要我給你簽名呢？”她的回答我聽了大吃一驚：“因爲這個簽名以後就值錢了！”
我們的後代的思想中竟裝着這麼多賺錢的概念，說明我們的教育有些問題。娃娃的意識形態紮根的時期，接受能力最強，有些東西形成以後長大要扳過來是很難的。比如日本軍國主義曾這樣訓練孩子，“蘋果是哪裏來的？”答：“中國運來的”，要吃中國的蘋果，就要先佔下中國的土地。那種“搶奪心理”很可能就埋下了壞人胚子。
我們讀小學時還有一門課叫“修身”。小時候不講究這些基本的教育，長大問題就出來了。清華大學物理系有一年迎新典禮，要我參加，物理系學生會的代表講話說：“我們這一屆物理系學生的入學分數最高……”我給他們潑了冷水：“得分最高，卻讓父母給鋪牀，這樣的學生不僅不可取，簡直就是大學生的恥辱。”這個話還傳到臺灣的清華大學。大學生生活不會自理，不知道怎樣在惡劣的環境下、在不如人意的條件下生存，也是教育的問題。
科學界有一個最忌諱的事情，就是剽竊、抄襲，作假，把名、利庸俗化成了違法行爲，實際上等同於強盜。如此的不講道德規則的卑劣行爲出在高學歷的人身上，說明什麼？
我們這一代身上的“德”是時代逼出來的，不能亡國。如今不是那樣的環境了，生活好了，吃苦少了，開放的社會環境容易讓人往物質利益上使勁，陷到個人主義的凹臼裏去。道德教育應針對這些問題展開。醫學上講預防醫學，不是生了病才治，而是不讓你生病。教育也有同樣的意義。因此道德教育要從幼兒園抓起。
記者：如果把“德”的教育排序，排第一位的應該是什麼？
王大珩：愛國主義。假如一個班級的孩子與別人賽足球，問他們希望誰贏？回答一定是“我們班贏！”這是在一個集體中生活的人都該有的願望和感情，如果連這點感情都沒有，不是太可悲哀了嗎？何況我們有那麼高度的文化和燦爛的歷史值得驕傲，那是連外國人都不能不尊重的東西。我1941年到1948年曾在國外留學和工作。有人問那時你們爲什麼要回國？我聽了奇怪。成仿吾先生說得好：“不回國纔有理由可講，回國有什麼理由可講？”本來就天經地義。
記者：和其他方面的教育相比，對青少年進行道德教育的難度的確更大一些，我們該作哪些努力？
王大珩：這正是我們所要正視的事情。對新一代的道德教育不光是教育界，而是全社會的成員都隨時要謹慎對待的事。它不是一時之教育，一時之運動，而是千秋萬代的事情。人一生下來就會要好的大的東西吃，這是生存本能。從進化論上講，社會進步也是從個人生存利益關係向社會整體利益關係的進化，所以“人人爲我”和“我爲人人”不能對等，後者必須大於前者，講奉獻。因此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大家都有責任。( 本報記者 夏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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