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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臺灣風雲》出版後引起文壇波瀾，評論家以“驚喜”、“讚歎”等詞語加以讚許。著名文學評論家李準稱之爲“一部具有歷史美學品格的力作”。而被稱爲飽學之士的作者閻延文，在文壇上是位“陌生人”。
閻延文，女，1972年5月生，1997年6月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文學博士。文學理論著述甚多。本報記者日前就《臺灣風雲》採訪了她。
記者：《臺灣風雲》所涉太多太複雜，下決心寫這部書應該有很強的動力、有很深厚的積累。必須在數年間完全沉於臺灣那段歷史風雲之中，甚至食不甘味，夜不安寢。是什麼使你投入其中的？
閻延文：1995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承接了《中國三十年代文學史》臺灣部分的寫作，開始了臺灣文化史的研究。通過歷史資料的鉤沉，我似乎走進了另一個時空，我的心靈在一陣陣緊縮；透過歷史幽深的隧道，民族命運的悲歌彷彿一塊從天而降的滾石，驟然擊中了我。1895-1995，臺灣割讓，整整一百年了！透過百年的時空，我似乎看到民族艱難執著在荊棘中跋涉的足步，聽到祖先悲天泣血的浩然嘆息。彷彿一粒沉埋百年的種子，在我身體中萌生躁動，渴望生長出精神的花朵。在濃重的親情和鮮麗的血色面前，一切學術的冷靜和理性的思索似乎都不足以支撐。從那時開始，我產生了一種學術之外的創作衝動，力圖用小說和影視的形式，穿透歷史表象，向世人展示臺灣的瑰麗、民族的悲壯和血脈親情的厚重。我希望透過一連串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個個可親可愛的人物，重塑炎黃子孫形象，詮解兩岸關係的過去與未來。
記者：中國的青少年，包括祖國大陸和臺灣的青少年，在臺灣這個主題上，是有許多方面需要補課的。最需要補的一課應該是什麼？
閻延文：中國青少年對臺灣這段歷史的瞭解本來就少。在文化血脈相連的情感體驗上，在對臺灣歷史切膚之痛的傳遞上，空白點尤其多。《臺灣風雲》僅僅是個開始，我希望它能在某種程度上彌補這種空白，臺灣是我們的手足，是骨肉，臺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弟。與同胞兄弟共同體驗歷史之痛，是青少年必不可少的歷史課程。
記者：《臺灣風雲》引起許多中國人，尤其你的同齡人的強烈共鳴。有人“幾度掩卷，拍案長嘆，無法卒讀”，您認爲是什麼引起了這麼多中國人的共鳴？
閻延文：一個在加拿大訪學的自然科學教授偶然看到《臺灣風雲》，凌晨五點發來電子郵件。他說：“我們的民族太需要這樣的聲音了，沒有精神信仰的國度將在新世紀被開除出地球村。”一位臺灣詩人聽說我創作了這本書，淚水浸潤了眼眶，連說：“謝謝你爲臺灣寫了這本書。這段歷史是臺灣的痛史，臺灣人不敢寫，日本人不願寫，大陸人再不寫，誰來記錄歷史？”另一位臺灣作家表示：“感謝大陸的年輕作家瞭解我們的悲情和苦難。現在的涉臺文藝節目動不動就是美麗富饒。這就像一個美麗少女，別人看到她的美麗，就是豔羨和佔有；只有她的母親纔會撫慰她的創傷，慰藉她的靈魂。你這部作品的基調，顯示出大陸就是臺灣的母親，她在擁抱我們。”這些話也許能說明這部書引起共鳴的原因。我感到深深的感激。
但我的作品和這種期待還有相當距離。我的筆所以堅硬，因爲我身後站着一個山脈般不屈的民族。對華夏民族而言，個人與國家不是單純的從屬關係，而是母子般飽含養育深情和血緣色彩的生命歸宿。近代臺灣史，展示了最強烈的民族歸屬感。當中華民族遭受劫難時，她的子民們卻沒有一個願意分離出去，而是倔強地擔當起拯救的責任，自願地拋卻家園、財產、愛情甚至生命，直面血淋淋的殺戮和殘酷的命運。因爲他們身上有一根無法掙脫的血緣紐帶，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所賦予他們的民族靈魂。
記者：《臺灣風雲》中深刻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吞併臺灣的永久性野心。時下，日本又有人以各種方式支持臺獨勢力，而臺獨分子也時常表現出無恥的親日嘴臉。這部書站在歷史的高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多角度剖析。您是否認爲這些對當代仍具有警示意義？
閻延文：我在爬梳歷史的同時，也是不斷追問着歷史。在《臺灣風雲》的字裏行間，我力圖用真實的故事，把日本對臺灣長久的貪婪慾望與殘酷屠戮，以及臺灣作爲具有區域戰略性地位的東海要衝的特殊地位，納入到近代亞洲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格局中進行書寫。小說《臺灣風雲》中，從明代豐臣秀吉威脅高山族酋長，派兵船侵略臺灣；到琅嶠事件日本吞併琉球，改爲沖繩；再到中法戰爭日軍軍艦像幽靈一般潛入臺灣海峽觀戰，並時時窺測中國官場政局，無不力圖寫出日本侵略野心的歷史性。而當1885年，中國清政府在臺灣正式建省，傾力加大對臺灣開發力度時，日本軍界的憤恨恐慌，以及後來的侵臺陸軍總司令北白川能久的一段話，則構成日本對臺野心的正面展示：
北白川親王微微一笑，不願再表示什麼。他幾步走向桌案上的沙盤，拿起指揮棒說：“諸位請看，臺灣地處東海要衝，是太平洋的海上樞紐。向南看，南洋諸島近在咫尺，香港、星加坡猶如踏石；向西，則南部中國富庶腹地在指掌之間，唾手可得。目前，我們已取得琉球，若再佔領臺灣，則本島、四國、琉球、臺灣連成一線，東亞海上霸權非我大日本帝國莫屬。”
伊藤博文站在北白川對面，興奮地注視着他，忍不住插話：“說得好！這正是天皇陛下登基詔書中的宏偉志願：‘開拓萬里波濤，播國威於四方’！”
也許，這種不加掩飾的攫取慾望，對今天仍有警策作用。
記者：丘逢甲身上所展示的文化人格是臺灣廣大民衆的人格代表和文化、道德趨向。請解釋一下這種文化人格。日統50年，這種人格被征服過嗎？爲什麼說臺灣的迴歸是文化的必然？爲什麼說“只要中華文化還存在，臺灣就永遠是中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閻延文：在臺灣日據五十年，發生了北埔起義、羅福星革命事件、西來庵起義等大小一百多次起義，被日本統治者殺害的臺灣人民多達65萬。也許是歷史的際會，我在小說中寫下了這樣一段：
日本的血腥政策只激起了臺灣人民更大的反抗，在日本侵略臺灣的五十年間，臺灣共發生了大小一百多次起義，爲抗日犧牲的人數多達六十萬人。日本曾吹噓三個月內平定臺灣，但臺灣在日據的五十年中，從來沒有被平定過。
丘逢甲的文化人格，也就是作爲中華赤子的臺民的性格。這是一種昂揚入世的儒家文化人格和海洋性樂觀開朗情調的融合，既富有詩情和浪漫色彩，更堅韌剛烈，對大陸祖國有強烈的歸屬感和依戀感。日據五十年中，日本統治者使盡一切手段淡化這種民族文化精神，用血腥屠殺和同時進行的“皇民化”運動雙重策略，妄圖扼殺中華民族情結在臺灣的延續。然而，中國人固有的文化人格從來沒有被征服過，而且，幾乎從一開始就註定不可能被征服。在小說裏，我幾乎是在情節的自然推動下，寫出了北白川受傷將死時與繼任司令官、後來擔任過臺灣第二任總督的乃木希典的一段對話。
北白川搖搖頭：“可我們沒有佔領臺灣的人心！而且，永遠也佔領不了。”他慘然一笑，“在臺民心中，中國是當然的祖國，這一點永遠無法改變。我們面對的不是有形的敵軍，而是一個民族，一條血緣，一部無法更改的歷史。你說，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怕的呢？”
“但親王殿下不要忘了！”乃木兩眼通紅，一臉兇相，五官都扭歪了，“歷史，是由人來書寫的！我們將用鐵血政策，把那些不服皇化的臺灣人全部殺死；再用懷柔政策去收買漢民中的懦夫……”
不等他說完，北白川又是慘然一笑：“中將閣下，我們付出如此大的代價，如果只能收買漢民中的懦夫，這還不令人悲哀嗎？”
乃木滿有信心地揚起頭：“我們要想辦法，讓臺灣人把這段歷史從他們的記憶中摳掉！我相信，兩三代以後，臺灣人就會忘記這段歷史，把我們大日本帝國當作他們的祖國，甚至當作他們的恩人——”他說着，陰惻惻地笑了兩下。
“是嗎？但願如此。”北白川把頭疲憊地向後靠，淡然地說，“那就讓歷史去做證明吧！”
丘逢甲不僅是上個世紀的傑出詩人，也是中國文化最富有光彩的因子。他體現的道德理想和國家情懷，正是我們這一代人最需要注入的血液。在臺灣陷落、丘逢甲含恨別臺後，《臺灣風雲》小說似乎也該結束了，但我依然無法約束自己的筆，又寫到了爲拒絕說日本話改日本籍而焚屋內渡的臺民；寫到了爲留下教孩子們說漢話、做漢詩，薪傳中華文明之火而拒絕內渡的倩雲；寫到了病臥故里，彌留前仍要披甲執劍，高喊收復臺灣的劉銘傳；寫到了湘水之濱痛哭死在臺灣的兄長，立下變法圖強誓願的譚嗣同……再往後，則寫到了年年的臺灣淪陷之日，到家鄉的“望臺亭”揮淚做詩的丘逢甲。
於是便有了暮年丘逢甲和來訪青年鄒魯的對話——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身背行囊，匆匆走來，看到望臺亭，神情一振。他走上小亭，向逢甲打聽着：“請問老伯，東寧才子丘逢甲是住在這裏嗎？”逢甲回過頭，淡然地說：“這裏沒有什麼東寧才子，只有海東遺民。你找他有什麼事嗎？”
“人們都在傳唱他的詩篇，稱他是詩界的哥倫布、瑪塞德。”青年說，“我特意從千里之外趕來，向他求索寫詩作文的訣竅。”
逢甲搖搖頭：“寫詩沒有訣竅，只有一個‘真’字。格律、技巧、語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愛國保鄉的忠肝義膽，是誠實純粹的赤子之心。只有從胸腔中嘔出，從血淚中流出，纔是真正的詩篇。”
青年聽這話一呆，疑惑地問：“您是——？”
逢甲站起身，緩緩地說：
“在下海東遺民，丘逢甲。”
青年激動地走上前，向逢甲深鞠一躬：“您就是丘先生？！先生抗日保臺的壯舉傳遍四海，我早就想慕名求見，向先生學習作詩爲人的道理。”
逢甲嘆口氣：“我本不願作詩人，而今竟不能不姑且作詩人，這是我最大的遺憾。年輕人，要記住：強國保土、統一河山，這本身就是一首真正的大詩篇。這樣的大詩，才值得用一生去作呀。”青年深深地點頭道：“我一定牢記先生的教誨，爲中華之強盛而讀書。”
作爲小說而言，這一段也許太直白了，但對於我們這個先天看重道德良知，而今天卻在面臨無可承受之輕的民族而言，丘逢甲淡漠名利而書寫家國大詩篇的激情，以血淚生命雕塑文化鉅製的大境界；對臺灣歸屬、家國統一泣血呼喚的大懷抱，都讓我那樣怦然心動，以至難以割捨。
因此，“兩岸統一”不是人爲的遐想，也不是標語式的政治口號，而是被生生割裂的海峽兩岸發自生命本身的吶喊，是歷史與現實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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