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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1926年生於上海。著名旅美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86年出任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主任。
曾就讀上海清星小學、東吳附中、江西聯合中學、浙江大學、西南聯大，1946年由吳大猷教授推薦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研究院學習，獲哲學博士學位。
記者：科學成就多出於青年。你認爲高等教育在培養創新人才方面有哪些關鍵環節？
李政道：中國的學生很優秀。我所在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其他一些著名大學，都有許多學得很好的華人學生，中國的青年人才有科技創新的絕對優勢。要使他們有深一步地發展，需要抓緊時間，儘早確定方向；然後要給他們創造好的環境。這個環境除了依靠課堂教育、高科技的教育工具帶來的信息以外，還需要上一代科學家的悉心指導。
我特別主張導師和研究生要有一段時間密切的、共同研究的過程，而且由一個教師來帶一個學生，特別是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人才，這個“一對一”的培養過程不能省，不能急。因爲科學精神的傳播要靠人與人的直接接觸來完成。人和人之間是有感情的，這種夾雜了情感因素在內的傳授是別的方式不能替代的。就好比機械貓帶的孩子永遠無法與生物貓帶的孩子相比。科學精神、科技素質在“一對一”的師生傳遞的微妙之處是其他方式學不來的，也沒有一定的模式可以照搬。1948年，我的導師費米問我瞭解太陽內部的溫度是多少，我很快做出了回答，因爲這可以從資料中找到答案。但他卻說，搞科學光依靠資料不行，要用自己的辦法把它算出來。什麼辦法呢？就是自己做專用算尺。於是他指導我一起動手，製作出了計算主序星內部溫度分佈的專用大算尺。這種言傳身教的過程讓我銘記一生，受益一生，其中所得到的當然不只是科學知識和科學的工具。
當然，創新人才的培養還需要抓住機遇，並依靠政府政策的支持。
記者：你在哪段時間所接受的教育對你的成才和成功影響最大？
李政道：這個問題讓我想想看。好像我對抗戰時期被迫轉到西南聯大讀書的那段時間印象比較深。當時在昆明，條件那麼艱苦，住土坯房，睡上下鋪，常常是外面下大雨，屋裏下小雨，可是大家的學習熱情那樣高漲，全校大約2000多學生，200多教師，朝夕相處，後來出了華羅庚、楊振寧、朱光亞等等那麼多科學家。在艱苦的條件下出人才，恐怕還是得益於師生之間的親密交往和相互鼓舞，得益於特殊條件下堅定的求學精神。
記者：青少年時期是培養科學素質的關鍵時期，你對中國的基礎教育有哪些看法和提醒？
李政道：中國的學生學得很好。我對教育問題的基本想法就是主張“活學”，不要爲了考試而學，“求學問，需學‘問’，只學‘答’，非學問”，就是講這個道理。不要考試考得那麼厲害。考得太多或佔學生時間太多，教得太多，都不可取，對學生學習沒什麼好處，也不利於科技素質的培養。比如寫文章需要選詞造句，你買了一本大辭典，裏面什麼都有，但並不等於你因此就會寫文章了。對年齡小的孩子，有些不適合這個年齡階段的、費解的東西，要求他們有具體的理解就可以了，不必都抽象成概念，讓他們花很多時間去背。有些學生不懂、要花幾個小時強記的東西，往往長大些會很容易理解和記住。
記者：這些主張是否用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你在家中扮演什麼樣父親？
李政道：家裏的事情都是惠管，當然孩子的事我也要過問。我的大兒子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對我說，爸爸你去幫我找東西：電線、指南針、燈泡和電池，我來給你講講法拉第的電磁感應定律，然後他果然用這幾樣東西動手給我演示“磁生電”和“電生磁”，講得很高興，也很對。這樣的“活學”、“活用”就很好。我想一個小孩子有具體的、定量的理解就可以了，不必要求他作抽象的、概念的理解。我對子女的教育還是很開放的，他們的專業選擇都是自己做的，兩個兒子都沒有和我同行。
記者：你感興趣的學科除了你的本行，還有什麼？能否描述一下它們對你的影響？
李政道：我感興趣的東西挺多的。除了自然科學的，還有詩歌、小說、歷史和各種藝術，我還發現自然規律與文化之間有某種奇妙的聯繫。儘管自然現象本身並不依賴於科學家的存在，但對自然現象的抽象和總結，是人類共同創造的成果，這也包括藝術家的創造。一些藝術家根據科學主題所創作的畫，比我用科學語彙表達得要好，而且帶給人美好的藝術享受，你看這幅題爲《核子重如牛對撞生新態》的畫，是李可染唯一表現與自然界鬥爭的作品，看他把自然界的“動”與“靜”表達得多麼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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