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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學生命學院有兩名教授，每人所帶的研究生都在30人以上，學生想見導師一面都很困難，更不要說嚮導師請教問題了。其實，這還不是最多的。據我瞭解的情況，另一所學校的一名博導竟帶了48個博士生。
記得1984年我在中國科學院進行碩士論文答辯時，答辯時間是整整一個下午，共4個小時。但是如今在許多大學裏，碩士論文答辯經常是一個下午答辯十幾位。從導師介紹情況，本人報告，答辯委員會成員提問，學生回答問題，答辯委員會成員商議、投票，到最後擬定“評審意見”，平均每人只有15分鐘。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答辯”已經蛻化爲一個形式，走個過場而已。對此，大家早已心照不宣。
事實上，在一些學校，如今一個下午安排一位博士生答辯也已經難以做到了。道理很簡單，在很多學校，通常每週只有一天下午是可以進行答辯的，因爲這個下午可以不安排課程，以便召集足夠多的答辯委員會成員舉行答辯，而每年的“答辯季節”撐死了也就是那幾周而已，在這樣有限的時間裏如何安排如此衆多的研究生答辯呢？
同樣，現在國內幾乎所有的大學都規定，研究生必須發表多少多少篇論文，纔可以申請答辯。發表論文就要有刊物，刊物還是那麼多刊物，篇幅還是那麼多篇幅，但是“需要”發表的“論文”增加了數十倍乃至上百倍！早就有人計算過，如今全國的學術刊物，即使全部用來登載研究生在上述要求下需要發表的論文，也已經不夠了。
“極限”實際上廣泛存在。比如一畝農田的糧食產量，你不能設想可以達到一億斤；又如一個風光美麗的旅遊景點，如果每天有遊人數百名，那它可能依舊風景如畫，但是如果每天的遊人達到100萬，恐怕就是災難了。
我們也許認爲精神產品永遠不會過剩，精神世界可以無限擴展。但學術生態是由人構成的，如果我們承認人是有極限的，那麼學術生態顯然也是有極限的。
忽略了這種極限的存在，我們的學術生態必然會惡化，學術的質量也必然會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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