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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以孔子讀書的方式解讀孔子，才能在跨越時空的交流對話與思想闡釋中，最大限度地呈現孔子其人其書本真性的文化生命所在，最大限度地提升當代人讀書的精神層次與人格境界。
以孔子讀書的方式解讀孔子
孔子其人其書，是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具有無限可對話性、無限可闡釋性的文化存在。今天的人們，無論是將其奉爲代表神靈的精神偶像而一味迷信，還是當作封建毒根意欲徹底剷除，抑或是依據一己成見做“精華”與“糟粕”的“一分爲二”的區分，都沒有觸及到孔子在當今時代本真性的文化生命之在，而是從根本上否定了其書的無限可闡釋性、其人的無限可對話性，代表着當代人淺薄、短視、功利、唯我獨是的讀書態度與人格。有鑑於此，筆者認爲，只有以孔子讀書的方式解讀孔子，才能在跨越時空的交流對話與思想闡釋中，最大限度地呈現孔子其人其書本真性的文化生命所在，最大限度地提升當代人讀書的精神層次與人格境界。
以孔子讀書的方式解讀孔子，就是以孔子對待古代文獻的態度對待孔子其人其書。這裏所說的文獻，取其古義，包括典籍和先賢兩個方面。“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以下只注篇名)其中的文獻，就是典籍與先賢的合稱。由此看來，孔子把“人”視爲與“文”同等重要、甚或更爲重要的思想文化載體。因此，不僅讀書有益於做人，甚至讀書的態度直接就是做人的態度，就應當且必須是人與人之間的相遇和對話。孔子的言語當中幾乎不用“讀”這個詞，而是處處以“學”取代“讀”。從孔子對子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的話持贊同態度(《先進》)可知，在孔子看來，“學”比“讀”有着更寬泛、更深刻的思想內涵。但這並不意味着孔子不重視讀書，他無疑是所處時代讀書最廣泛最深入的人。正是讀書使他超越了經驗性生存的時空侷限，在長遠闊大的歷史文化宇宙中，通過與古往今來先聖大賢的心靈碰撞和精神對話，達成了具有永恆審美魅力與文化影響的人格之在，正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以孔子讀書的方式解讀孔子，庶幾可以避免對孔子的誤讀，並提高我們自身的讀書境界。
伴隨着文化保守主義漸趨“熱”起來，一些人對待孔子仍是清末民初遺老遺少尊孔讀經的舊套路。對孔子其人其書一味地誦讀和神化，一味地頂禮膜拜和處處“遵循”，殊不知孔子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崇古而不泥古。孔子崇禮往往被詬病爲保守、落後甚至反動。然而，“禮”是中國古代社會必要的行爲規範體系，是協調人與人之間政治地位關係和經濟利益關係的契約，由禮所體現的不同社會階級地位的人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雖不均衡，但至少可以在禮的規定中，使社會弱勢羣體的生命財產有一個基本和最低的保證。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必定是社會下層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的時代，崇禮所體現的是一種文明仁愛的情懷。孔子崇禮，尤崇周禮，這是因爲周禮是通過對夏禮和殷禮進行損益所形成的在當時最完善、最文明也最具有生命力的禮(《爲政》)，效法周禮損益夏殷之禮的態度和做法，對古書古訓加以損益，則成爲孔子在讀書中形成自身文化人格和思想創見的基本途徑。
孔子“述而不作”的“述”，決不是簡單照直的轉述，而是一種沉潛閱讀會通於心的稱述，稱述的過程就是理解和對話的過程，是在相遇和對話的本真關係當中“我—你”之間相互作用和影響的人格優化、境界提升過程。孔子“敏而好學”(《公冶長》)，不僅表明孔子讀書具有敏銳地體察、捕捉古仁人之心的意識和能力，還意味着孔子把讀書當作自己一種樂此不疲、永不厭倦的生活方式，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學而》)。孔子因久不夢見周公而感嘆自己衰老(《述而》)，則表明他通過讀書實現了與周公精神性的相遇和對話，以先賢先聖人格影響和激勵自身的人格建構，從而建構起了比他所尊崇的周公更偉岸、文化影響更深遠的人格境界。孔子倡“溫故而知新”(《爲政》)，就是強調誦讀古代典籍不能停留在拘泥固執、機械教條的層面上，而應在對文本的縱深發掘中，生髮出立足於當下社會的新體會、新發現。縱觀古今，拿孔子愚弄民衆是歷代權勢者的政治伎倆，視孔子爲精神偶像是卑俗小儒的人格自宮。只有以孔子讀書的方式解讀孔子，才能做到尊崇而不神化孔子。
但在另一方面，至今仍有一些人認定“孔子的思想是封建思想”，甚至把孔子與“頑固保守、抗拒進步、抗拒科學民主、抗拒文化變革”硬扯到一起。其最耀眼也最具迷惑性的光環則是主張“變革”和“創新”，從而順應了人們在集體無意識層面把孔子當作文化保守之名的習慣心理。這無疑是對孔子誤讀中積習最久最深、也最爲嚴重和頑固的誤讀。孔子之所以枉擔了文化保守之名，是因爲耽於僵化成見的人們看不到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當中所包容的創新性精神內涵。人類生存固然需要創造思想文化新作，但人的趨新本能卻每天都催生着多不勝數的短命且害莫大焉的無知胡作、矯揉造作。在孔子看來，只有以崇敬、信賴和喜愛的態度深入廣博地閱讀古代文獻，把所讀所看默記在心，把有疑慮或不贊同的部分暫且擱置，然後根據自己的理解謹慎、精要地稱述和實踐其餘部分，纔可以避免胡亂造作和無知而作，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精神性的讀書是這樣，物質性的建設也應如此。“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正是孔子這種建立在廣博深入、孜孜不倦閱讀基礎上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才使其人其書成爲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最具有繼往開來之開拓創新精神的思想文化存在。因此，只有以孔子讀書的方式解讀孔子，才能真正理解孔子文化生命之所在的深刻創新內涵。那些固守文化激進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之精神偏執的人，正是由於不能理解孔子文化的創新內涵，不能理解這種深層次創新已經賦予孔子其人其書以無限可闡釋性和無限可對話性，纔會以爲孔子保守，把孔子鎖定在過去時代，說出“孔子思想不可能永遠傳承下去”之類的話，成爲了孔子所深惡痛絕的無知而作和胡亂造作的狂妄自大之徒。
是不是對孔子進行“精華”與“糟粕”的“一分爲二”就是正確的了呢？同樣不是。首先，孔子是一個完整的文化生命之在，對其整體存在加以割裂與剖解，就不再是孔子本真的文化原生態；其次，孔子是一位有着很高精神境界、很值得後人尊敬的人，對這樣一位精神文化生命依然存在的古代先哲做“精華”、“糟粕”的區分，實在是一種濫施文化暴力的殘忍，是對他人和自身人格的褻瀆；再次，其暗含的固執己見、唯我獨是傾向，是與現代闡釋學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馳的。
儘管如此，這種貌似客觀公允、實事求是的“一分爲二”或曰“批判地繼承”，卻成爲國人現代文化批判最受認同、最有人氣的主導性方式或曰中心點，因而作爲對孔子進行錯誤解讀的方式之一，是有着遠比前兩種誤讀更隱蔽、更頑固、也更具有潛在負面影響的誤讀。其隱蔽性在於，前兩種誤讀的唯我獨是傾向具有偏執和極端的表象，顯而易見；此種誤讀的唯我獨是以客觀公允、實事求是的面目出現，極難覺察。這就造成了，一方面，偏執極端的“兩翼”不由自主地漸趨向這個“中心點”靠攏，以至於即使秉持極端民族虛無主義文化觀念的人，也聲言要把孔子思想“分成精華與糟粕兩部分”，認爲“孔子的倫常日用之說還是有益的”，但“孔子學說的綱領性部分是糟粕，是絕對應當廢除而不能繼承的”；反之，即使國學圈內的學者或所謂“新儒家”，只要稍微有點兒學術意識，也不敢把孔子說成是當今時代絕對真理的化身，而是強調“今天社會最需要的是孔子學說的核心價值和仁愛精神”。另一方面，這個“中心點”極不穩固，隨着個人情緒好惡和利害關切的變化，就會發生由中心向任意一翼的偏滑。由此可見，這三種誤讀方式具有本質趨同性，那就是抱定一己成見，根據自己的好惡情感和利害關切，或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或非此即彼地“一分爲二”爲“精華與糟粕兩部分”，卻全然沒有進入自尊與尊人之統一性過程的對話意識。
在這方面，孔子給我們的思想啓示是“默而識之”、“多聞闕疑”和“慎言其餘”，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孔子讀書首先是孜孜不倦地“博學以文”、“默而識之”，相當於交流對話中的儘量多聽，他言說時則恪守“約之以禮”、“多聞闕疑”、“慎言其餘”的準則，在默默識記和理解的基礎上，即使對自己不理解或不贊成的，也不指斥爲糟粕或毒草，而是暫時擱置不去言及，即使對自己認同或讚賞的部分，也不公然宣佈爲真理，而是謹慎地稱述或言說。這是因爲，在任何本真的“我你對話”情境當中，一切都是不確定的，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必須力戒懸空猜測、絕對肯定、拘泥固執和唯我獨是。把“博學以文”基礎上的言說視爲根據“禮”的要求由“博”返“約”的過程，多讀、多看、多思，少說而慎行，體現了孔子對先哲先賢以充分人格尊重的禮敬態度。唯其如是，才能克服心理及人格上的自卑與自傲，放平了心態讀書，在自尊和尊人的一體性對話過程中，爲人格昇華和思想創新營造一個廣闊、自由、開放的文化情境空間。
總之，以孔子讀書的方式解讀孔子，就是從孔子其人其書中汲取智慧和方法，科學地揭示孔子在當今時代本真性的文化生命之在，獲取對待孔子合理而富有思想啓發性的應然態度。孔子是人不是神，不具有料事如神的全知全能，一味迷信、簡單照搬和機械踐履孔子其言其行，顯然無法立足於21世紀人類複雜多變的生活情境，故而蒙童誦經、癡迷儒教之風不可長。孔子是人，但卻不是凡夫俗子生老病死意義上的人，高超的人格境界使他在精神文化層面成爲萬古千秋生命永在的人。對於這樣一位“在世”或曰“在場”的賢哲之人，以排斥的態度棄絕否定之，唯我獨是地品評其優劣，都是不適當的。因而只能以企盼的態度與之相遇，以禮敬的態度進行闡釋，在當代人之“我”與孔子這一永在之“你”之間，建立起一種對話性的關係，纔是每一位當代人思想文化創新與人格境界昇華的正途。(作者崔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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