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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由於報考人數衆多，一些報名網站甚至因爲擁堵而癱瘓，考生調侃中的“博士一走廊，碩士一禮堂，本科一操場”四處上演，中央辦公廳祕書局5個崗位，一週內便吸引了3881人競相爭搶。
針對幾近瘋狂的“公務員熱”，論者衆說紛紜，其中不乏真知灼見。譬如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公職人員權力過大、“80後”羣體擇業觀念存在偏差，等等，都可視作合理的註解。不過無論如何，這其中最根本，同時也是最難消弭的一條原因，還是就業形勢太過嚴峻。
據不完全統計，2006年全國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總量約2500萬人，而今年城鎮可新增就業人員約1100萬人，就業缺口高達1400萬人。整個“十一五”期間，全國新增勞動力供給將達5000萬人，其中普通高校畢業生將多達2500萬人。經濟學家胡鞍鋼認爲，21世紀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高失業所帶來的挑戰。
不帶偏見地說，在中國這樣一個有13億人口的國家，高強度就業壓力將長期存在，加之經濟結構調整、社會制度變遷、人口峯值逼近，一切的一切，統統指向一個必然的選擇，即中國必須儘早實現由“增長導向”向“就業導向”的轉變。否則，因爲就業問題存在顯而易見的滯後效應，失業率攀升後很難下降，整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將爲此遭受持續衝擊。
經濟增長只是就業增長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上世紀80年代，我國GDP年均增長率爲9.3%，就業增長率爲3.0%，就業增長彈性係數爲0.323，屬於“高增長、高就業”模式。但此後，GDP增長對就業拉動越來越小(有的年份甚至出現了負增長)，2005年就業增長彈性係數僅爲0.08，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帶動的就業增加量只有63萬人。
在供給狀況很難出現大的轉變的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應該立足於就業優先進行調整。譬如說，從1998年開始，中央實施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具有明顯擴張性，旨在刺激消費、推動投資，但對就業拉動並無顯著效果。
我們從國債投放的行業順序來看，排在前列的交通、通信、電力等行業，其實都是吸納就業能力較弱的行業；再來看貨幣政策，在本輪宏觀調控開始之前，利率走勢基本處於下行通道。由於資本價格過低，中國不正常地出現了勞動力反而相對昂貴的局面，反映在實體經濟中，即呈現出資本替代勞動力的傾向。再加上信貸投放過於集中在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近年來提供了70%以上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的非公部門屢屢受制於資金瓶頸。
國際經驗表明，國家在戰略目標上的選擇不同，導致宏觀調控手段、力度上的顯著差異，其結果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面對巨大的就業壓力，鑑於人口衆多而資本短缺的基本國情，中國必須選擇就業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各級政府應當把創造就業機會、擴大就業規模作爲首要發展目標。就業政策應該成爲經濟、社會政策中最主要的考量。
剛剛結束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到2020年實現社會就業比較充分。這一目標和部署，適時、適地、適當地體現了一切從實際出發，自覺按規律辦事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我們對此滿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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