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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被稱爲我國的“世紀難題”。儘管近年我國出臺了大量促進教育發展的政策措施，但距實現教育公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記者廣泛採訪政府官員、教育工作者和學生家長，發現現實中仍存在一些反映強烈的教育不公問題。這些問題，呼喚我們必須採取更得力的措施加以解決。
城鄉辦學差距呼喚進一步加大投入
“農村一所學校不及城市一間教室的現象仍然存在。”河南省教育廳廳長蔣篤運說：“針對農村教育投入嚴重不足的狀況，近兩年，國家實施了農村中小學危房改造工程、遠程教育工程等，農村學校硬件設施有了明顯改善，但與城市學校的差距仍然相當大，電教設備、圖書室、運動場、實驗室等嚴重不足，很多農村學校的孩子還喝不上自來水，有的教室用電都無法保障。”
與一些農村學校的寒酸破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少數城市學校大興奢華之風，有的“示範學校”更可謂“武裝到了牙齒”。記者在北京一所小學看到，這兒不僅有健身房、天文館、游泳館等高檔設施，連衛生間都裝修得與星級賓館無異，可以說，這樣一個衛生間的造價就抵得過一所落後農村學校的全部家當。
今年全國免除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雜費，實行了新的教育經費保障機制。“但生均經費由政府撥款，只是減輕了家長的負擔。學校不能再向家長收錢，政府撥款又有限，因此僅能保證低水平運轉，哪有能力改善硬件條件？”一位河北農村的小學校長訴苦道。
除了硬件差距，還有城鄉師資力量的懸殊。近年來，農村教師尤其是優秀教師向城鎮流動已成爲普遍現象，這導致農村學校的師資力量越來越薄弱。2006年，教育部師範司對我國22個省份的農村教師隊伍現狀進行調研發現，學歷低、專業化程度低、優秀師資缺乏是農村教師隊伍的主要問題。
優秀教師流失的主要原因是農村教師待遇差。河南省商丘市一位小學教師告訴記者，按照今年新覈定的工資標準，教師工資由基本工資，地方津貼、補貼和學校補貼三部分組成，目前基本工資實現了城鄉同級同等標準，但是地方津貼、補貼和學校補貼卻差距很大，市直屬學校是由市財政發放，標準更高。“我們一同從師範學校畢業的同學，分配到農村學校的，每月比分配到城市學校的少300來元收入。”
城鄉教育的巨大差距，呼喚各級政府進一步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專家指出，隨着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正式實施，統籌落實義務教育法的職責由以往的縣級政府調整爲省級政府，這有利於打破城鄉教育投入“二元結構”，建立公共財政支撐農村義務教育的框架。但是，由於農村學校基礎設施與城市學校差距特別大，而且點多面廣量大，因此，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既是對省級公共財力的考驗，也是對政府縮小城鄉教育差距、實現教育公平決心的巨大考驗。
均衡教育資源呼喚進一步扶持薄弱學校
除城鄉辦學差距外，校際發展失衡也是教育不公平的一個突出表現。我國實行義務教育階段就近入學，學生不準擇校。一些家長認爲，這項制度本身就人爲地造成不公平。爲什麼居住在名牌學校周邊的孩子能享受優質教育，而居住在薄弱學校周邊的孩子只能被限定在“差校”裏？擇校是家長的無奈之舉。如果各公立學校辦學水平基本平衡，誰還會去跑遠路、多交費擇校？
擇校現象多年來廣爲詬病，教育界專家曾多次開出“藥方”，但爲何擇校風依然剎不住，在一些地方甚至還愈演愈烈？
河南省教育學院教授徐玉斌認爲：“當前擇校競爭最激烈的是城市學校，與大多數農村學校相比，城市學校算是優質教育資源了，但問題在於，城市學校建設沒有標準，強勢學校與薄弱學校差距太大，有的學校建設投入上億元，而有的僅有幾十萬元家當。強校教師每月可以拿到數百元校發獎金，而弱校教師只有基本工資。資源分配的差距，導致生源、師資力量等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教育要均衡發展，必須在一個時期內製訂區域內學校發展的上下限標準。同時適時進行校長、教師等資源的流動和調整，促進薄弱學校趕上來。”
此外，記者在採訪中還深深地體會到，要均衡教育資源，關鍵是地方政府必須下定決心，既要有魄力，又要有耐力。安徽省銅陵市均衡教育資源、實現無擇校用了10多年時間；創出縣域教育均衡發展、無擇校現象的河南省新鄭市也曾歷經8年堅持不懈的改革。新鄭市教育體育局局長朱德民感慨道：“扶弱促強，促進教育均衡發展，必須制訂區域教育發展的長期規劃，多策並舉，持之以恆。僅憑一股熱情，搞一陣風是不行的。”
農民工子女上學難：呼喚進一步破除體制機制障礙
目前，全國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數量龐大。他們像蒲公英一般追隨父母的足跡飄進城市，雖然同在一片藍天下，接受教育的情況卻與城裏孩子大相徑庭。
雖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政府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但在不少城市，農民工子女進公辦學校上學仍存在障礙。爲此，相當多的孩子只能選擇設施簡陋的農民工子弟學校。
蘇南地區外來勞動力流入的“窪地效應”明顯。目前蘇州市僅登記的16歲以上外來人口就有近440萬，隨之而來的是22萬義務教育階段的“蒲公英”。蘇州市副市長朱永新說，現有公辦義務教育資源無法滿足迅速增長的外來農民工子女就學需求，目前不少城市均有猝不及防之感，新建學校速度根本趕不上“流入”速度，給流入地政府帶來巨大財政壓力。
一些學者提出，義務教育法規定了每個適齡兒童受教育的權利，爲“蒲公英”提供公平的就學機會，各級政府責無旁貸。政府應通過增加城市公共教育投入，使農民工隨遷子女與城市家庭子女同等入學。
然而，記者調查發現，許多地方落實“兩個爲主”政策不力，有體制機制上的原因。現行戶籍制度及“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義務教育管理體制，使辦學經費隨着流動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操作實施難度較大，導致在許多地方，農民工隨遷子女就地接受教育仍需要支付借讀費。而不少地方由於擔心大批農民工子女匯流，使地方財力難以承受，因此在接收農民工子女入學時，故意要求各種證明材料，手續繁瑣，從而使農民工子女望而卻步。
專家指出，隨着我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破除農民工子女上學的種種障礙勢在必行。在現階段政府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幫助和支持現有的民辦學校改善條件，提高辦學質量，而不應像有些城市那樣，武斷地予以取締。
在採訪中，多位專家都對記者表示，實現教育公平，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可喜的是，目前我們已經在這條道路上邁出了堅定的步伐。西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陳雲奔教授認爲，教育公平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性問題，除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外，還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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