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有一篇記者文章：《高考變革30年成敗檢討》，這一篇文章值得一讀，因爲記者非常認真的在恢復高考30年的時候提出檢討高考的成敗。文章說：“在各種‘呼聲’推動下的改革，比較容易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式的，決策偶然，上馬倉促，轟轟烈烈推出，撐不了幾年，悄無聲息結束”，中國的高考在恢復不久就顯示出：“高考在‘文革’前已經暴露的矛盾，考分單一標準選拔、片面追求升學率等等，都再次凸顯。”
《人民日報》刊登記者袁新文的文章：《高考制度大體公平》，這個結論是“由教育部考試中心、中國青年報社等聯合主辦的‘紀念恢復高考30年大型調查’啓動，通過報紙、電話、網絡等多種方式，徵集到來自全國近4萬名公衆的意見，同時對江蘇、甘肅等6省近20所高中的551名教師進行了問卷調查”而做出的，對於這個調查，筆者也比較認可。
當年鄧小平在做出恢復高考的決策時有一句話：“要認真研究、試驗，改進考試的內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來”，那麼這30年我們是不是從完善這個制度進行改革是值得研究的。
筆者對於高考的研究已經有很久了，發表的評論也不少，而且我一直有一個很簡單的觀點，中國的高考制度到上個世紀90年代，實行3+1的考試製度已經趨於成熟，一個趨於成熟的制度是不是就沒有缺陷了？我想不是的。如果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博弈，也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制度是十全十美的，要想實現制度十全十美，結果一定是沒完沒了。因此對於一個基本成熟的制度再進行不斷的改革是很沒有必要的。相反一個基本成熟的制度，把重點放在監督實施，讓各方都遵守制度，這種穩定做法卻能揚長避短，克服制度中的不足之處。
有的地方現在就提出綜合素質評價的問題，筆者以爲這是一種最有價值的評價，但是讓綜合素質評價現在就進入高考錄取的時機尚未成熟，原因是整個社會的公信度不高，這樣做會破壞現有高考公平性。
就高考而講，這是一個通過考試進行選拔的制度，考試是一種基本方法，分數是一個評價的依據，這個辦法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無論你怎麼改動，考試這種基本辦法不能改，因此，現在是越改問題越多，許多問題會變的越來越複雜。
國內出現一種思潮建議取消高考，這與高考30年中的所取得的正面成果並不相符合，持有這種主張的市場很大，人民代表有，教師有，家長中也有。爲什麼會有這種建議，就是他們看到這些年的高考改革的負面影響太大，導致高考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
這些年我所主張的時高考不宜動大手術，主張穩定這種制度，主張通過這種穩定解決好基礎教育與現在高考的各種矛盾。
如果我們穩定這個制度，那麼國家與所有的考生、教師、都有清晰的思路、目標和路徑。這非常有利於減輕學生的負擔，也有利於實現新課改提出的教育改革的目標，而現新課改與高考本來應該是目標一致的，現在變得非常矛盾，就是由於不斷的在折騰高考。關於減輕學生負擔已經成爲教育機關、教育學者、教師、家長學生的共同願望，但這個制度不穩定就很難實現新課改的目標，很難實現減輕學生負擔。
高考的作用是爲高等院校選拔學生，但這不是我們教育的全部目標，現在的高考對上大學的關注有些過度，對高考中的優秀學生關注有些過度，並已經發生對所謂的“狀元”的炒作，這是有害的。雖然大學教育已經初步實現大衆化，但是更多的學生是暫時還不能進入大學，這說明我們對基礎教育結束之後學生的分流關注很不夠，以至於職業教育舉步維艱。這都是過分關注高考的結果，其實進入大學的學生都很年輕，今後的路很長很長，而近日高考已經成爲人生道路的決戰，顯然已經背離了一個需要終身學習的教育理念。也導致現在在校大學生的學習成績不夠好，不夠刻苦。
對於基礎教育學生分流的問題，應當從高中階段或者更早一些，在義務教育階段結束前後就進行分流是更爲有利。如果把整個精力都集中到高等教育，對整個社會人才需求不利，對培養不同層次的人才不利，對學生、家長也是不利，這都是過度的關注高考的後果，原因就是高考的改革過於頻繁，宣傳過於偏激。
作爲高考這個制度基本是一個公平的制度，儘管這種公平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在高考中做得更公開、更透明也就顯得格外重要。這幾年有許多問題都說明這個制度公開的程度依然不夠，接受社會監督也不夠。例如一些加分資格認定問題；避免作弊的問題乃至錄取中的“以錢買分”問題都是由於缺少有效監督形成的問題，這倒是需要改進的，但是進度一直非常緩慢。以至人們對這個最基本的公平也產生質疑。教育主管機關的任務不是如何變動這個基本成熟的制度，而是要積極引導，接受監督，讓這個制度在實施中更公平，公正。
我們在檢討30年的高考制度改革時要引領教育迴歸教育是一個“樹人”事業的真諦，讓教育迴歸本來的規律，堅持我們教育方針：“教育必須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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