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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灼等待的重慶高考文科“狀元”黃文帝，可以長舒一口氣了。 7月18日，一則“黃文帝被北京大學工商管理類錄取”的消息，終於讓沸沸揚揚的“名校爭奪戰導致狀元面臨落榜”事件塵埃落定，但北大、清華兩所名校仍在輿論的風口浪尖，普遍的批評是，“爲爭狀元不擇手段”，甚至不惜擾亂招生秩序，導致“招生亂象”環生。
“招生亂象”的出現，僅僅反映了名校的“不擇手段”？
黃文帝“涉險”，是因爲清華大學試圖將他招入未在重慶設招生計劃的專業。而根據有關規定，“考生不能報無招生計劃的高校，省級招辦也不得違規自行給沒有投放生源計劃的高校投放學生檔案。”這樣的規則，讓對黃文帝信誓旦旦的清華無奈而歸，也讓心儀清華的黃文帝險些落榜。
換個角度看，假如允許黃文帝自己選擇學校，假如大學也有權自己選擇學生，豈非不僅這一切“驚險曲折”均能避免，而且簡直可以成就一段皆大歡喜的“佳話”？
高考制度恢復30週年之後，黃文帝的故事提醒我們，在目前高考招生制度中，高校招生與學生求學，仍然面臨着自主權的缺失。
更多的考生，並無黃文帝化險爲夷的幸運。比如，不少遭遇“名校高考小年”的考生，如今就不得不品嚐苦酒。北京、上海那些先報志願、後考試的考生，只能如賭徒般懸想，結果，不少尖子生因害怕名校門檻太高而不敢報考，造成一些名校錄取分數線急劇下挫。
倘若，考生和高校都有自主選擇的機會，類似“錯配鴛鴦”的事情，可能就不會發生。
作爲一種人才選拔制度，高考推進中國社會進步的意義毋庸置疑，而高考制度的不斷變革也是可圈可點。但相對於“考試製度”的變革，我們“招生制度”的基本模式一仍其舊：考生閉着眼睛博彩般報“第一志願”，高校則幾乎沒有根據情況調劑和破格錄取學生的權力。雖然主管部門已將擴大學校和學生雙方面的自由選擇權，作爲高考改革的方向，去年又有復旦、交大自主招生的“破冰”之舉，但類似自主招生的範圍仍極爲有限，學校和考生雙方面的選擇權並沒有多大進步。
當然，在目前的社會道德環境下，全面擴大高校自主招生權，確有現實障礙。儘管如此，我們仍不能放棄努力，仍應朝着已被國際高教慣例認可、大衆普遍期待的高考制度改革方向挺進。
比如，能不能在更多的地區、更多的學校、更多的人羣中，在確保公平公正公開的前提下，擴大自主招生的比例？能否爲黃文帝這樣的一批優秀考生，提供雙向選擇的可能？
事實上，從自主招生中得益的，並不只是黃文帝們。倘若高校能夠站在PK臺上，供考生們細細比較，並且，考生們有權在幾所被錄取的高校中做出選擇。那麼，高校還敢不努力在學術積累、師資引進、學生培養方面下真功夫嗎？
只有給不同家境、不同興趣、不同地域的考生們以更多的自主選擇，高校的潛能、考生的潛能，才能被極大地激發出來。
改革，需要有所突破，纔可能改變和超越現實困境。我們期待着高考不再是令人畏懼的“黑六月”，而是考生們自由選擇的新生活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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