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是中華文化的標志與象征，對於經典的解讀，總是與特定時代的社會心理與時代精神相結合的。經典與通俗化是當前人們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具體說來，經典的價值在當前最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我想，對於這一問題的考察，固然離不開各種因素的考慮，首先還應回到學術與文化的語境中來，而不能受商業之風的支配。
為什麼這樣說呢？稍微了解一點中華文化特點的人都知道，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一種元典文化。自先秦以來，儒道法墨諸家所奠定的元典文化就構成了中華文化的主流形態。嗣後，經典的價值與作用在兩漢以後的封建社會中進一步獲得鞏固與發展。至於說到經典的地位與作用，正如劉勰《文心雕龍》中的《宗經篇》所說：『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除去其中的神化成分，這段話至少說明了中國古代的經典是中華文化精神的載體，是人性的奧區，文學之核心，可以穿透歷史與時代而得到傳承與光大。
中華文化相對於世界各國的文化特質來說，屬於一種世俗文化，因而四書五經之類都是教人立身行事之類，兼具學術與意識形態、宗教教化的性質，倡導的是知行合一的人格，與世界其他各國的經典多屬神學系統大為不同。因此，世俗化可以說是它的一大特點。而世俗化與通俗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通的。比如，《論語》是孔子弟子記錄孔子與學生思想觀念的一部語錄體的儒家經典。現代學者和作家林語堂說過：『孔子品格的動人處，就在於他的和藹溫遜，由他對弟子的語氣腔調就可清清楚楚看得出。《論語》裡記載的孔子對弟子的談話，只可以看作一個風趣的教師與弟子之間的漫談，其中偶爾點綴著幾處雋永的警語。以這樣的態度去讀《論語》，孔子在最為漫不經心時說出一言半語，那纔是妙不可言呢。』林語堂為此在上個世紀提倡語錄體，被稱作《論語》派。可見儒家的經典充滿著世俗人情的意味，是通俗化很強的一部書。再比如《莊子》這本書，也很關注通俗的演繹。莊子的思想因此而在語體上采用『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來寫作。所謂『以寓言為廣』，即采用寓言方式來闡發其中的哲理，達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的逍遙境地。而《莊子》中的寓言，大量依靠對話體來加以表現，讀起來文學性很強。這也說明，從先秦開始，中國古代的經典就樹立了關注通俗的風范。因此，認為經典高不可攀的看法並不准確。西漢時的揚雄試圖將經典玄奧化，模仿《論語》寫作《法言》，效仿《周易》創作了《太玄》，現在看來，這本書真是太玄了，當時就被另一個學者劉歆諷刺為可以用來蓋醬壇子，後來北宋蘇東坡也批評揚雄以艱深文其淺陋。
但是我們尤其要注意的是，經典畢竟是經典，《藝文類聚》對於經典的解釋是『經也者，徑也，言五路無所不通』，也就是說，經典承載著普適性道理，必然會去掉那些浮淺的東西，提昇為哲理，因而有的在形態上不可能不深奧，比如《老子》這本書；同時經典是具體的歷史情境下的產物，有的經典本向屬於上古時的歷史文告與佔卜之書，必然是難讀難懂的，如《尚書》、《周易》，這些書當然不可能像現在的網絡白話那麼好懂，經典快餐化的結果便是消解經典。
還有一些經典書看上去淺顯易懂，實際上韻味無窮，好讀並不好懂，不過，經典的境界正在於此，所以古來一些大思想家，常常在語錄體上下功夫，比如孔子與朱熹等人，甚至禪宗的經典《五燈會元》之類也是如此，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西方的哲人對此不盡能理解，比如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曾經批評孔子的思想至多是一些道德箴言，沒有什麼體系：『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的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裡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這說明他不了解中華民族的真理觀。孔子思想所以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承載者，影響深遠，是因為它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實踐理性，符合中國人的人生觀與理性觀念，中國人不喜歡將理論變成灰色的思辨的對象，而喜歡知行合一，履踐為上的知性與悟性，在悟性中滲透著深刻的哲理。《論語》正體現出這樣的境界。因此，解說經典不妨深入淺出，但必須有著深湛的人生閱歷與豐富的學識方能臻於此境，像現在的一些人本身並無多少學養而大膽演繹，雖然紅極一時，但速朽亦屬必然。
至於現代一些不看書、不思考的人，希望僅僅通過聽講就能讀懂經典，其結果往往是矮子看戲，承虛接響，接受的多為二手貨。現在人們好說沒有免費的午餐，對於經典來說，恐怕更是如此。如果因為自己不下功夫而指責經典難懂難學，這種心態恐怕只能是說一種奢望。當前還有一些商家，試圖將經典的通俗化說成是輕而易舉的事，這使我常常想起現在投機成風的世俗心態，它與學術本身沒有多少關系。
為了發揮經典的文化與教化作用，中國古代歷來注重對於經典解釋過程中的通俗化，過去有所謂蒙學，就是將經典普及化，綜觀中國歷史上的循吏與良吏，非常重視用儒家經典教化百姓，風化地方，二十四史中這類記載很多。至於經典的商業化，則是現代以來纔興起的一種行當。學術的通俗化與商業化並非一回事，而且經典與學術是自律的，商業化則是他律的，二者從本質上是矛盾與衝突的。現在有人一方面大談莊子的虛靜淡泊，一方面則極盡媚世走紅，這豈非對莊子精神的極大反諷？
孔子說過一句名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意思是說，古代的賢人做學問是為了自己的人格精神，而今天的學者則是媚悅他人。莊子中還說過這樣幾句話：『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莊子的原意是說，當人們用聖人的道德去權衡與糾正一些不良現象與事情時，有些人會連這個權衡與原則也偷去為己所用。當前，倡導經典本是祛除浮淺，倡導深度，然而人們也不得不看到，經典在今天已經被竊為商業牟利的手段，自身的人文深度已經消失殆盡。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是這種情況卻並沒有引起應有的警惕，而是在所謂寬容的借口下聽之任之。學術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後的道德與人格精神的守護，如果這道底線都被娛樂化，俗濫化，令人深感無望與齒冷。我一直認為，中國文化本來缺少敬畏感，學術文化與思想文化承擔著精神信仰與精神家園的守護功能，孔子晚年退而修六藝，即是整理前人經典，守護學術，為傳承中華文化而殫精竭慮，西漢太史公司馬遷所謂『發憤著書』便是對於這種人格精神的繼承。不過，在如今俗樂過度的年度，學術這塊聖潔的地方也未能幸免。既無宗教信仰又無道德自律的21世紀的中國人，其精神的潰敗可想而知。當前，一方面，為了普及中國優秀傳統的文化經典，經典的通俗化固然是很要緊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缺少敬畏、過度世俗化的環境下，敬畏經典，守護經典，堅持學術，也許比起經典的通俗化與商業化更為急迫與重要——這就是我對於經典與通俗關系的基本看法。 (作者袁濟喜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
經典為何？經典有何？ 經典必須具備這樣幾個條件：第一，它必須是大的文化體系創建時期的代表性作品，具有始祖性而不是流派性；第二，它包含著這一文化體系的基因，對該文化傳統的形成，起著定型、導向的作用；第三，它是大悟性、大智慧的結晶，故內涵豐富深厚，可以作無究盡的解釋發揮，所以不會過時；第四，它世代為廣大范圍的人群所奉讀，在社會許多文化領域有普遍的影響，甚至成為一種共同性的文化語言。在中國，具備以上條件的經典，在儒家即是四書五經，在道家即是《老子》、《莊子》，在佛教即是《心經》、《金剛經》、《壇經》，在諸子百家即是《孫子》、《韓非子》、《墨子》、《楚辭》等。中國的思想文化可以說是在這些基本經典的基礎上，通過各家各派創造性的詮釋和應用而發展起來的，這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不管你喜歡與否，經典已經在文化傳統中形成了崇高的權威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且在今後很長時間內還將繼續發揮思想寶庫和智慧源泉的作用。(作者：牟鍾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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