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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價國學班的開辦不算什麼新聞了，但武漢大學“乾元國學講堂”的開課還是吸引了公衆新一輪的注意。一年上24天課，總收費達2.8萬元，主要講授《周易》、《四書》、《道德經》、《莊子》、佛教經典等國學經典課程——武大“乾元國學講堂”和之前北大、復旦、清華開辦的國學班大同小異，按照商業上的說法，他們走的是同一個“盈利模式”。
據報道，武漢大學國學班首批學員有七成是企業高層。北大歷史系國學班的工作人員也稱，他們的主要講授對象是企業老總，每個月許多老總都是搭着飛機來上課。因此，有評論將國學班稱爲“國學頭等艙裏富豪與學者的饕餮快餐”是很形象的。天價國學班在全民性的國學熱中，無疑是一個異類，它的異常之處在於：普通讀者購買通俗歷史書是對國學的平民消費，天價國學班是富豪和企業家的奢侈消費；數十幾百萬普通觀衆只能通過電視來分享易中天們，而二三十名富豪和企業家卻能夠資源獨享，接受高校教授、學者接近於一對一的“服務”。
河南大學教授王立羣曾表示，企業家聽國學，對提高他們的素質和文化修養是有好處的。但他還是拒絕了復旦大學和北京大學的邀請，拒絕的理由是沒時間參與，願意面對大衆，不願意面對付錢的小衆。王立羣的認同證實國學的市場化行爲是有生存土壤的，學者們有閒，老總們有錢，供求雙方藉着國學的平臺互取所需無可厚非。但同時王立羣的拒絕態度也表明，在一些學者心目中，藉着國學熱開班撈錢還是一種類似於趁“火”打劫的行爲，企業家的文化素養提高了，國學在公衆心目中的形象也變味兒了。
每個天價國學班的開班都會遭到輿論一致的批評，這說明國學班並沒有建立在公衆認同的基礎之上。儘管生存的輿論環境艱難，但這並不能阻擋一些高校的紛紛效仿——利益的力量超越了高校對自身社會形象和責任的重視，成爲開辦國學班的一個“驅動機”。因爲價格遠遠超出了普通人的經濟承受能力，所以除了“頭等艙”的比喻之外，國學班還可以用“貴族學校”、“私人家教”等稱謂來形容。在人們心目中，著名學府和知名學者都屬於公衆資源的一部分，如今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教育和傳播的優勢，將本應惠及大衆的知識和文化變成了招攬生意的“稀有資源”，把本應“大衆化”的國學變成了“搖籃國學”，把皆可公平享有的國學教育人爲地分出了三六九等。
是不是花的價錢越高和國學教師相處的時間越長就可以實現國學知識的同比增長？未必見得，老總們都聲稱通過學習國學精神上得到了昇華，但這種昇華不是用標杆可以衡量的，哪怕從前不知道孔子曾經說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而現在知道了，這也是一種提升。但這種提升未必非得花幾萬元天價才能實現，一名國學愛好者照樣可以通過其他方式達到同樣的目的。快餐化的國學教育製造了這樣一個誤區：和名師面對面是快速提升國學水平的捷徑。可開辦國學班的學校不見得能認識到，這種捷徑也有可能讓它的受益者對國學囫圇吞棗、消化不良。
對國學班的批評證實了國學可以在小範圍內市場化，卻不能在大範圍內商業化。國學熱涌動之初，它的魅力就在於接觸的無門檻。國學班之所以能三番五次地開班，在於其在整個國學熱中還僅屬於個例，大衆還是在用看待奢侈品消費的態度冷眼以待，如果天價國學班在社會上得以延伸，像託福班、考研班那樣遍地開花且有了不同等級的價格收費的話，估計也到了大衆拋棄國學的時候。
在圖書銷售不理想的時候，一些書店曾別出心裁按斤論價十元錢一斤賣書，即便如此也沒有多少讀者願意像買菜那樣用秤去秤書——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眼下的天價國學班在按斤論價出售國學方面卻做得心安理得，媒體計算出這些國學班平均學費每天一千多元還算便宜的，如果把國學班發給老總們的書籍放在秤上秤一下的話，會發現國學會高達數千元一斤的，對把國學當家常菜吃的人們來說未免會疑惑：同樣是白菜，爲什麼到了國學班那裏就賣出了鮑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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