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樊市近日有5名貧困大學生因『不感恩』，被資助者取消受助資格。記者調查發現，一名被取消受助資格的大學生的父親，是當地城管局副局長。
之所以城管局副局長的孩子報虛假材料接受資助，問題的癥結，可能在於到底是委托的中介機構主導資助，還是由資助者本人主導資助？如果是由資助者本人主導，那麼，這一問題就可能會避免。
2003年7月，筆者在西安做記者期間，曾參與了對一些高考貧困生的資助。當時，記者根據求助熱線，對當地一些貧困生進行了報道，公布了他們的聯系方式，由資助者自己決定資助。有一位在西安旅游的深圳商人孫先生，在看到一期報道後，就決定資助其中一名貧困生。
但是，孫先生一定要親自去資助者家中看看。當他到達這位資助者家裡，發現她的確貧困時，便資助了她，並鼓勵她好好學習，有困難還可以和他聯系。事後孫先生告訴我說，他決定親自上門，就是擔心受助者家的情況不真實，而走了這麼一趟，就覺得心裡踏實多了。
孫先生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把錢資助給真正需要這筆錢的人，他選擇了實際考察，也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從更廣泛的意義來看，是否需要受助者『感恩』，也只能取決於資助者本人的意願，而不能強迫他們一定要這樣做。受委托的中介機構可以為此而牽線搭橋，但卻沒有權力『包辦』，這種『包辦』的結果是，因為其中的機會主義行為，也會導致一些不真實的資助。
不少受助者，在情感上容易自卑，這往往會導致他們的行為處於被動。這時，如果資助者僅憑書面材料就資助，而缺乏與受助者感情上的主動溝通，那麼，一方對另一方的平等資助關系，就容易被扭曲。資助方既難做到把對貧困生的資助，化為感情上的溫暖，從而發自肺腑，也會因對受助者心存懷疑，而可能會提一些有悖平等關系的要求。
正因如此，我覺得，在受助者成了城管局副局長女兒這件事上，除了當事人，資助者和受委托資助的中介機構，也都有反思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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