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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代高考作文出題人，都帶着一種“宏大思維”，說是“選擇”，其實無可選擇。多年來，語文高考試題沒有關涉“文化”本身。
高考年年讓人關注，作文題更是街談巷議。20世紀50年代至今，高考作文題共出了近百個(1977年30個題另加歷年春季題)，好文題有一些，像《假如記憶可以移植》(2000年)、《鳥的評說》(1995年)、《習慣》(1988年)、《雨後》(1962年)、《我的母親》(1957年)。但也有一些文題不盡如人意。我深知擬一個好文題着實不易，所以站着說話不腰疼，放誕狂言。
語文：自身價值何處尋？
我總覺得，咱們的高考作文題，不像語文題，而更像政治題、倫理道德題。
咱們的作文題，一直關注當年的重大事件，引導學生從重大事件出發思考重大意義，這是出題人的歷史習慣，傳統思維。回首50餘載高考歷史，不難看出這一點——“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1982年題)、“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1977年北京題)、“縮寫：速度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1978年題)、“給越南人民的一封信”(1965年題)、“一位革命先輩的事蹟鼓舞着我”(1961年題)、“大躍進中激動人心的一幕”(1958年題)。
瀏覽這些題目，會發現，每代高考作文出題人，都帶着一種“宏大思維”，都努力繼承並倡導咱們先輩幾百年來“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的寫作傳統，情緒盎然地關注着當年的社會熱點尤其政治熱點。
由此，就很容易理解，今年高考作文爲什麼會這樣了。全國“心靈的選擇”，實際扣合着去年頒佈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北京“規則”，實際扣合着“中國加入WTO”、“日韓世界盃”；上海“面向大海”，實際緊扣着上海在新世紀，全面對外開放、成爲國際化大都市的形勢。均沿襲同一種歷史思路、命題思路。
命題者可能認爲，高考作文，社會影響力大，關注者衆多，理應出得“有思想意義”，理應關注重大意義和宏大事件，不能把題目出得太“小家子氣”。
引導學生關注熱點，參與當下事件，思考重大意義，似乎理所當然。但，這恐怕不應是高考作文的主要功能、主要特徵。語文本姓“語”，有其自身功用，作文本姓“文”，理應關注學生的文字、詞采、情思、理趣，把此作爲考查的核心與重點。何況，學生還有一門單獨承擔思想、道德、意義的“政治”課程。
出一道作文題目，思路、方法多多。這種沿襲已久的“關注當下熱點，思考思想意義，貶抑小我，高揚大我”的命題思路，畢竟只能是衆多思路、方法中之一種。幾年偶爾爲之未嘗不可。若幾十年一以貫之，執意爲之，就未免閉塞、單一甚至僵化了。
試想，每年出題，命題者首先就想，今年的重大事件是什麼？熱點是什麼？咱語文高考如何去配合？人們不禁要問，這，是出語文題，還是出政治道德題呢？是語文考試，還是道德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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