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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建國初期的1950年，到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新中國成立後能夠完完整整從小學讀到大學的，算來算去，恐怕也就是我們這一茬人。我們雖然也經歷過各種各樣的苦難，但畢竟還是時代的幸運兒。
憤怒出學子
四十六年前我十九歲。高考正趕上困難時期，教育大調整，全國只招20多萬人，錄取率十之二三。同學們都很緊張，我倒無所謂。考場設在縣城一所中學，晚上在教室裏並上書桌當牀，枕塊磚頭，竟然睡得很香。由於沒壓力，考試發揮還算正常。填志願時，才知道全國有那麼多高校，分不清哪個好，只知道南開出了個周總理，所以就填上了。
接到錄取通知書時，家人和我都沒怎麼高興，反倒發起愁來。家在苦海沿邊(離新發現的南堡油田不遠)，全家5口多人(奶奶輪流供養)，全靠爸爸哥哥下地掙工分養活，年終分配每個工5角左右，只夠口糧錢，拿什麼供我上學？我說，那就不去了。家人也未置可否。開學都幾天了，我還在領着弟弟到地裏挑野菜，爲全家充飢。想不到一天我們的野菜被鄰村人搶走，說野菜是長在他們田裏的。這不是斷人生路嗎？憤怒出學子，我一咬牙一跺腳，背起行囊踏上了求學路。我一輩子都要感謝這位“強盜”，是他改變了我的命運。
沒有家人送行，我揹着行李輾轉到唐山，坐上去天津的火車。我的衣着行李，全是媽媽手紡手織的全棉土布，現在看來很時尚，只可惜超前了近半個世紀，就顯得有些老土了。快晌午時下了火車，坐上有軌電車到了八里臺，肚子餓得咕咕叫，買了一斤糧票的大餅，沒等進校門就全被消滅了。報到後又到食堂吃午餐，我終於實現了幾年來的最大願望——吃上一頓飽飯。
精細過生活
好在那時上大學國家幾乎全包，不交學費、住宿費，自己只掏飯錢、書本錢和零花錢。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還發助學金，享受助學金的面兒很大，農村來的孩子幾乎多少都有份。我是二等，13.5元正好是伙食標準。食堂實行髮卡包伙，糧食定量，男生每月33斤，女生每月30斤，菜是中、晚餐每人一馬勺。
出嫁的二姐是小學老師，從每月30元工資中摳出10元供我。每當假期回家，老爸總是責怪我花錢太沖。其實我還是很節儉的，衣服破了自己縫補，襪子髒了自己拆洗，就連筆記本都是用白報本和舊講義做成的。錢大都還是填了肚子這個無底洞。餓得難受時，就跑到八里臺常青小飯館吃一碗白菜燴豆腐。
勤勉築學風
南開有兩件事值得稱道：一是教授陣容，二是讀書風氣。在校長楊石先麾下，聚集了數不清的知名教授。歷史系當時更是名師雲集的重鎮，清史鄭天挺，古代史王玉哲，元史楊志玖，美國史楊生茂，日本史吳廷璆……他們的課有的深入淺出，妙趣橫生；有的則學術性極強，聽起來如天書。鄭天挺先生的考據和滿文，能聽懂看懂的學生不多。楊生茂先生滿腹經綸，卻訥於表達，講課又極認真。記得在講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兩節課過後，他突然宣佈講得不滿意，推倒重來。就這樣，我們在楊先生的率領下，又發動了一次世界大戰。這些教授們別看大名鼎鼎，卻個個樸實得如老農，率真得如稚童，親切得如朋友，慈愛得如父兄。記得在小禮堂的廣場上，時常有專題學術辯論會。擂臺上各系教授爭搶話筒，互不相讓，爭得面紅耳赤，激動不已。
南開的讀書風氣遠近聞名。到圖書館、公共教室佔座位是一道永恆的風景。我們班的南炳文同學，寒假不回家，大年三十晚上，還身披棉衣冷樓苦讀，連吃飯都要女友送到教室。他如今成了著名的清史專家。我初到學校時有些受不了，但看到別人都那樣，也就從不自覺到逐漸養成習慣，像農民種田一樣，一天不下地就怕被別人笑話成懶漢。
現在看來，大學學到的東西也許不那麼多，但它教給了學生做學問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這恰恰是能受用終生的。
作者簡介
馬子：原名張紹祥，高級編輯。1966年畢業於南開大學歷史系。現任天津日報編委、副刊中心主任、天津雜文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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