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關係疏遠是大學存在的問題之一
“老師懶得管我們，我們也懶得讓老師管。”坐在學校體育館新鋪的木地板上，大一學生小林一邊揮舞着羽毛球拍一邊笑嘻嘻地說。進校兩個多月了，小林只見過班主任兩面，“他長什麼模樣我還沒記住，走在校園裏，我可能都認不出他”。說完這句話，小林就去打球了，一副對師生關係話題壓根兒不感興趣的樣子。
“師生關係根本就不存在！”電話那頭，從一所財經院校畢業有幾年的張芸口氣裏帶着不屑，“你現在還叫得上大學裏那些老師的名字嗎？反正我叫不出來，那些老師也肯定叫不出我的名字。”張芸對大學課堂最清晰的記憶是，大四的審計課，全班40多人，上課的只有三四個人。
學生可以無視師生關係的親疏遠近，但大學裏的校長和老師卻不能不重視。“學生這種‘無所謂’的態度恰恰說明了師生之間的隔閡有多深。”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學老師如是說。
深圳大學校長章必功也清楚地看到了這層隔閡，並認爲這是中國大學存在的嚴重問題之一。今年6月，在給本校研究生作報告時，這位身材單薄的大學校長尖銳地指出了30年來中國高等教育和大學存在的問題：官本位濃厚、人事制度老化、教學聲望下跌、泡沫學術擡頭、師生關係疏遠、大學計劃經濟嚴重、大學精神模糊、改革步調緩慢。
學校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 可學生連句祝賀的話都沒有
上世紀90年代，章必功就察覺到這個問題的存在。1996年，深圳大學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教職員工都很興奮，可章必功發現學生的反應並不熱烈。2005年12月,1983年才建校的深圳大學獲准成爲博士學位授予單位，而且一次性就拿到了3個博士點，在業內人士看來，這是“不得了”的事，可章必功在校園BBS上，“連一句祝賀的話都沒有看到”。
學生和學校竟然如此涇渭分明！在他們看來，學校上碩士點、博士點是老師可以當碩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和學生不相干。
看到學生和學校、老師之間的隔閡，章必功又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每一個學生身邊至少有10~20個基本“觀衆”，這10~20個“觀衆”對學校的看法完全取決於學生的態度，深圳大學有兩萬學生，其中有1萬來自深圳，這意味着這1萬深圳學生可以影響20萬深圳“觀衆”。如果20萬“觀衆”中有一半說你這個學校不好，那整個深圳的大街小巷就都會這麼認爲。
章必功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本報社會調查中心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51%的人表示會關注母校的發展，表示“畢業後和母校就沒什麼關係了”的佔35.3%，有16.2%的被調查者用“爛”字來形容自己的母校。
校長信箱能修補師生間的裂痕嗎
師生之間已經產生了裂痕，還能消除嗎？記者採訪到的一些大學教師態度並不樂觀，在高校規模持續壯大的背景下，大學越來越大，機構越來越臃腫，學生和大學老師之間的距離只會越來越大，這是一種比較有普遍性的看法。
雖然深知徹底改善師生關係要克服很多體制性障礙，但章必功堅持認爲，校方和教師的主觀努力是能夠改善師生關係的。這幾年，他和他的同事作了一系列嘗試：爲學生利益着想，改善學生生活，比如投入4000萬元爲學生宿舍全部裝上空調，千方百計提高課堂教學質量，“課堂磁性纔是最根本、最有力、最持久的吸引，課堂質量上不去，學生會覺得師資隊伍不行，進而瞧不起學校。”章必功說。
主觀努力的效果如何？“你去看看我們的領導信箱就知道了。”深大宣傳部的工作人員說。
領導信箱是深大利用網絡資源搭建的一個師生直接對話的平臺，上到學校的書記校長，下到各個部門、各個學院的科室，都開通了信箱。“擴招以後，生師比越來越大，師生間的互動少了，我們希望通過現代化的信息渠道能讓老師和學生的互動建立起來。”學生處處長楊國洪介紹，從2005年4月至2006年12月，深圳大學各部門共處理學生信件22056封。
校長信箱的信最多，從2005年開通到現在，章必功已經收到了1.2萬多封學生來信，反映問題的、尋求幫助的、提出疑惑的，表達不滿的，內容五花八門。“我們大事小事都可以給校長寫信，校長每一封都回復。”化工學院大二學生苑菁菁很自豪。章必功的回覆方式也很多樣，但從不用簡單的“謝謝”兩個字來應付，“要花點時間，費點腦筋。”他說。
深大校園裏有一大片荔枝林，章必功上任後，決定把荔枝分發給學生，這一新政很受學生歡迎。今年，有學生擔心政策會變，於是，給校長信箱發了一首小詩：“荔枝青青滿梢頭，一萬學子已翹首。聞得親和以治校，今年還分荔枝否？”章必功回詩道：“去年六月時，荔枝分到手。笑問嶺南人，細數三百否？今年六月時，荔枝分如舊。人約綠蔭下，紅果盈懷袖。”
今年11月3日發生的一幕讓章必功和全校師生都很感動。這天是章必功的生日，“校長信箱裏全是祝賀的信件，”化工學院大三學生小駱回憶，“我看到的就有100多封，還有在外面實習的學生髮來的。”
學生怎麼會知道校長的生日？去年11月2日,章必功應學生邀請去做講座，講座前學生們放了一個自己製作的關於校長簡歷的小片子，都是從網上搜來的資料和照片，其中提到了章必功的出生日期。於是，講座結束後，學生給校長送上了一張生日賀卡，沒想到，居然有學生記住了這個日子。
如今，章必功在學生中的人氣很高。有一次，他陪教育部的領導在校園裏走。不時會有學生跟他打招呼“校長好”，教育部的領導很驚訝：“怎麼這麼多學生認識你？老章，你值了！”
“學生認可我，說明他們也認可了我們的工作，說明學校的凝聚力在增強。”章必功最自豪的是學生和深圳市民對深大的評價越來越高。
難以逾越的體制性障礙
雖然深大爲改善師生關係所作的嘗試確實見了成效，但也有教育界人士認爲，深大的做法別的大學無法複製，因爲深大地處特區，經費充足，想做什麼都相對容易。
在北方一所地方院校做行政工作的張芸就認爲，深大的做法在她們學校根本就不可能實行。學校也設置了領導信箱，可就是個擺設。學生多來自本省農村，有電腦的不多；學校機房上課都不夠用，學生要上網得花錢去外面的網吧。
山東建築大學校長王崇傑參加深圳大學的本科評估時曾對《南風窗》的記者感慨：“人家深大生均投入是2.8萬元，我們學校才8000元不到。”深大可以做到公共機房免費對學生開放，而山東建築大學只能做到把機房建好，學生使用要個人負擔費用。
深大的教師不這麼想。“學生其實很單純，給一點點關心學生就會感動。”一位從深大畢業，又留校工作了十幾年的行政人員對記者說。
深大信息工程學院教授王暉表示，師生關係主要取決於學校和教師的姿態和行動，“你是笑着還是繃着臉？你是熱情洋溢還是冷言冷語？”
王婷婷是河北大學的青年教師，每逢過節都能收到上百條學生髮來的祝福短信。她認爲，師生關係好壞與否，和老師的年齡、學歷都沒什麼關係，主要在於老師個人願不願意和學生接觸交流，是不是關心學生，說到底取決於老師的責任心。
可怎麼保證所有的老師都有這份責任心呢？這也正是章必功的憂慮。
記者在深大采訪時，雖然多數學生對學校的評價以正面爲主，但還是有學生提到，有的班主任很少露面，有些老師上課就是照本宣科。聽記者說起這些情況，章必功很平靜地回答：“這些情況我都知道，深大老師1／3是比較負責任的，1／3是稱職的，1／3是應付的。”
“有些老師把育人放在次要位置，把個人科研放在首要位置，一上完課就匆匆忙忙趕緊走掉。”章必功的語氣嚴厲起來，“這和體制導向有關。搞科研可以拿項目、得經費、評職稱。教學、育人的指揮棒是軟的，科研的指揮棒是硬的。所以有的老師對課堂、對學生就是應付。”
對這個問題，不少高校負責人都深有同感。華南理工大學黨委書記劉樹道教授曾對記者表示，很多評比看的都是科研成果、論文數量，卻不比教學成果，“書教好了，也不可能當院士。”
章必功知道，主觀努力很難克服體制性弊端，要讓教師真正對教書、育人都有責任心需要體制性突破。對此，深大正在嘗試，下一步的人事制度改革就打算在教師崗位工作量中計入爲學生服務的工作量。(記者李麗萍李桂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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