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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記者眼中的兩基攻堅
飯桌上，農村教師李小峯看着平魚不動筷子，問：“這是什麼？”
“這是魚。”於禾回答。
“這就是魚啊。”李老師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
年近60的於禾是中國教育電視臺的藝術總監，也是報道“兩基攻堅”的資深記者。
李小峯老師則來自陝西藍田。
“對‘兩基攻堅’，我有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感動。”於禾說。
太多的人，包括老師，學生，幹部，都在難以想像的艱苦環境中堅守着。
普通的師生讓於禾感動。
這位老“攻堅”，只要一說起李小峯，七尺漢子總是忍不住有些哽噎。
那是在2004年，於禾把李小峯請到北京做節目。節目錄制完了，於禾和兩個同事一起，陪着李老師到一個小飯館吃飯，隨便點了幾個菜，其中有一道菜是紅燒平魚。“您沒見過魚嗎？”於禾問。
“不怕您笑話，我只在書本上見過魚。”說罷，沒吃過魚的李老師學着於禾的動作，用筷子戳着吃了兩口魚肉。這個30來歲的小夥子隨後放下筷子，坐在那裏，一句話不說，眼淚噼哩啪啦往下掉。
全桌人的默然無語。正在這個時候，於禾點的另外一道菜——孜然羊肉也上來了。“羊肉你們在西部常吃吧？”爲了活躍氣氛，於禾故作輕鬆地問。
李老師的回答讓於禾的心情又沉重了起來：也沒怎麼吃過羊肉。在我們那裏，羊只有病死或者摔死，才用清水煮着吃。
晚飯結束了。“我能不能提個請求？”李老師有些不好意思，“我能把這盤羊肉帶回去，讓70歲的母親嚐嚐嗎？”
一週後，於禾接到李老師來信：“我母親吃了這盤羊肉，說這是她這輩子吃過的最好的菜。”
在邊遠學校，真實的場景讓於禾一次次地被震動。
2000年秋天，於禾帶着攝製組來到新疆和田的于田縣。爲了拍攝方便，他們沒有去更遠的地方，只是來到縣城近郊的一所農村學校。
西部農村義務教育的境況讓於禾驚呆了：房頂直接可以看到天空，孩子們的課桌坑坑窪窪。維吾爾族小男孩們帶着的帽子都發灰了。老師們手裏握着黃黃的東西在不黑的黑板上寫板書。走近一看，原來是黃土塊。當時正是秋天，於禾穿着皮鞋還覺着腳涼，男孩子們都光着腳。
於禾拿出兜裏僅有的500元錢，“老師，您拿它去買粉筆吧”。
這樣的學校在西部不止一所。還有一次，於禾來到貴州施秉縣的石板村。當地的教育部門帶着於禾與攝製組去看新建的學校，那是非常漂亮的新建築。
“我想看看原來的舊學校。”於禾對當地的教育局長說。
局長說：那你們可要吃苦了，車過不去。
第二天一大早，教育局長帶着於禾和攝製組開車來到山下，羊腸小道不能通車，於禾和同事們扛着設備走了兩個多小時來到一所苗族小學：那是一個木頭房子分成的3間教室，天花板上都是窟窿，牆壁上也淨是窟窿。每到颳風下雨，學校就不得不放學。與很多農村學校一樣，這個學校也採用“複式”教學的方法。
這裏的老師介紹，一年級是個單獨的年級，有40來人，到了二三年級就剩20來個人，四年級七八個人，五年級就要到鄉里上高小。
一個眉目清秀的小女孩走進了於禾的視野。如今正在縣城上初中的小姑娘告訴他，當初一起上學的40多個同學中，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上了初中。可是讓這個小女孩難受的是，由於家境貧困，自己很快連初中也上不起了。
基層的教育幹部讓於禾感動。
西藏江孜教育局有個土登局長，爲了改變西藏地區的落後面貌，一心撲在工作上。有胃病的他喝點水都胃疼，卻一直不肯去看病。最後在周圍人的堅持下去了四川的醫院，一查，是胃癌晚期。他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熱愛的土地和崗位上。
瞭解到土登生前曾住過半個月的醫院，於禾費盡周折找到土登當初住的西藏軍區總醫院。一查名字，內科沒有這個人，腸胃科也沒有這個人。不願放棄的於禾最後在五官科查到他的名字。一問大夫，才得知，他當初自稱有慢性喉炎，是按照喉炎治療的。
“這樣的幹部應該樹爲典型啊！”於禾向西藏教育部門建議，卻得到這樣的答覆：我們這樣的幹部多的很。
於禾算了一筆賬：從1903年滿清政府在《學務綱要》中首先提出了“義務教育”這個名詞，滿清政府和國民政府忙活了將近50年，到1949年中國的小學入學率不足20%，。建國後，由於黨和政府的重視，到1965年，基本普及了小學六年級教育。到2000年末，在全國85%人口的地區，基本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最後還剩下沒有實現“兩基”的15%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爲此，2004年又提出了“兩基”攻堅計劃，隨後的短短4年中，西部地區的“兩基”覆蓋率已經達到了98%，從而使我們全國的“兩基”覆蓋率達到了99%。
“真是圓了幾代人都不能圓的夢。”於禾說：“而我之所以對‘兩基’如此動情，也是因爲我幹過將近10年的農村老師，知道接受教育對農村孩子來說意味着什麼。”
“你知道兩基攻堅有多難？”
木桶的最短板是這樣加長的
“我們在採訪中發現，寄宿制帶來一些問題，比如說在衛生、飲食方面。那些學生從小就離開自己的家庭，感情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失。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有一些地方由於農民工子女涌入城市，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建設的教學設施處於閒置狀態，您怎麼看？”
11月26日，教育部的例行新聞發佈會正在介紹西部地區“兩基攻堅”的完成情況。於禾——這個從2000年開始跟蹤報道“兩基攻堅”、足跡踏遍全國200多個貧困縣的資深記者，被這兩個年輕記者的問題惹急了。
“你們到底知道不知道‘兩基攻堅’有多難？”
臺下的人一片茫然。對更多的人來說，“兩基攻堅”就是一個書面概念。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副司長李天順向大家描述了一組設備是怎麼運到學校的，以介紹攻堅戰役的艱難。開始用汽車，汽車走不動了，卸下來，用馬馱着走，馬走不動了，前面一條大江，大江上面只有一個鐵索，於是把設備卸下來，把馬從鐵索上運過去，然後把設備再運過去，人過去以後，把設備放在馬背上再重新出發。
截至2002年底，全國“兩基”人口覆蓋率已達91%，全國人均受教育年限也達到8年。但是，西部12個省區“兩基”人口覆蓋率的平均水平僅爲77%，西部還有410個縣尚未實現“兩基”，人均受教育年限也僅爲6.7年。
這410個縣意味着什麼？
經濟學有個著名的木桶理論：一個由許多塊長短不同的木板箍成的木桶，決定其容水量大小的是最短的那塊木板。
對“兩基攻堅”來說，要實現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要實現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這410個縣就是那塊“最短板”。
教育部財政司副司長田祖蔭解釋了這410個縣之所以成爲“最短的木板”的原因。
首先，這410個縣經濟社會發展滯後，教育基礎薄弱，其中有貧困縣215個、少數民族縣309個，邊境縣51個。而且，這410個縣覆蓋345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涉及8300多萬人口。這些地區的“兩基”目標若不能儘早實現，將成爲制約我國義務教育水平整體提升的不可忽視的瓶頸，並影響國家和諧社會的構建。
其次，當時全國尚未脫貧的3000萬人口，絕大部分生活在這些攻堅地區，不少縣的農民人均純收入每年不超過1500元。此外，還有諸如少數地區沒有文字、當地人民羣衆不懂漢語，“雙語”教學師資嚴重不足等諸多因素影響目標的實現。
比如說，雲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居住着傈僳、獨龍、景頗、納西、彝、怒、白等20多個民族，他們祖祖輩輩住在山上，講着不同的多民族語言。解放前夕，文盲率高達99%以上，60%的人口屬於從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直過”地區。攻堅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最後，這些地區自然條件非常艱苦，多爲高山、高原、高寒、荒漠和半荒漠地區，普及義務教育的辦學成本、就學成本遠遠高於其他地區。
這是一塊公認的“最難啃”的硬骨頭。爲了啃掉這塊“硬骨頭”，田祖蔭介紹，三個方案几乎是在同步進行：
第一步用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解決西部農村地區學生“進得來”的問題。從2004年開始，中央用四年的時間投入100億元，新建、改擴建一批以農村初中爲主的寄宿制學校。這個工程的實施，滿足了195.3萬新增學生的就學需求，滿足了207.3萬新增寄宿生的寄宿需求。
第二步就是用“兩免一補”和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解決好西部農村孩子“留得住”的問題。
第三步，加強教師隊伍建設解決西部農村兒童學得好的問題。2006年,“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啓動，中央財政設立專項資金，招募高校畢業生到西部“兩基”攻堅縣農村學校任教。2006年，有1.6萬多名大學畢業生充實到西部地區260多個縣2850所農村中小學校。2007年，全國招聘特崗教師約1.7萬人。
“兩基攻堅”最硬的骨頭還沒有啃完。截至今年年底，這410個縣中還有42個縣，儘管實現了“普六”，但還不能完成“兩基”攻堅。田祖蔭說。
“從2008年開始，最晚是2010年,這42個縣都得實現‘兩基’。”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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