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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家乾,30年前的1977年,因為高考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從一名中學教師成為一名大學生,後任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2005年任教育部考試中心主任。他從參加高考到從事教育考試管理,與高考結下了不解之緣。
1977年恢復高考,作為改革開放的前奏,不僅具有教育改革裡程碑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思想、理論和實踐上吹響了全面改革開放的號角。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就如何認識恢復高考對改革開放的意義,對教育考試的改革和發展的意義等問題,記者采訪了教育部考試中心主任戴家乾。
記者:社會各界一致認為恢復高考不僅是教育改革的開端,更是吹響了改革開放的第一聲號角。為什麼恢復高考會在1977年這樣一個年份發生?
戴家乾:2007年是恢復高考30年,紀念恢復高考意義非常深遠。
恢復高考為青年提供了平等競爭的權利。30年來,有數千萬人圓了大學夢,這些人在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恢復高考不僅是恢復考試制度、高校招生制度,更重要的是恢復了知識的價值,建立了公平公正的人纔選拔制度。應該說改革開放30年,恢復高考是改革開放的一個最主要的信號,同時也是我國邁入改革開放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為什麼是1977年恢復高考呢?因為當時國家領導人認識到,做任何事情,人纔是最主要的。正因為此,小平同志決定當年恢復高考。
通過恢復高考,重塑了公平競爭,公平公正的社會價值觀。今天我們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就是要紀念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改革開放的思想。
恢復高考對中國的教育改革和發展,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高考制度本身也有不完善的方面,需要不斷地完善。30年來,尤其是上世紀末開始高校擴招以來,高校招生規模迅速擴大,高考制度改革從來沒有停止,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現在,各種改革措施始終貫穿在高考的發展當中。
記者:在1977年小平同志提出恢復高考前,我國高校招生經歷了什麼情況?
戴家乾:建國以來,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經歷了幾個階段。解放初期,廢除了舊的教育制度,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特別是到了1952年以後,高等院校院系調整,選拔人纔以國家統一的招生考試來進行。
『文革』期間,受『兩個估計』影響,認為高考制度是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因此高考制度被廢除。從取消高考開始,中國遭受了一場大災難。在1972年、1973年前後,一部分高等院校恢復了招生,采取的是群眾推薦、個人報名、單位同意、學校招生的方式。正是在這樣的招生方式下,纔出現了『白卷』先生的情況。人纔的選拔和培養沒有按照教育規律進行,在人纔培養上沒有發揮高等院校的作用。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來的就是要恢復高考,這是當時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的關鍵所在。
記者:為什麼說恢復高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我們應該怎樣認識恢復高考對改革開放的重大意義?
戴家乾:當年粉碎『四人幫』後,國家面臨經濟社會整體崩潰的邊緣。鄧小平同志在那種社會矛盾極端復雜的情況下,緊緊抓住教育這個抓手,尊重知識、尊重人纔。通過恢復高考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人和人之間形成一種平等的關系。所以說,恢復高考制度是吹響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奏。
改革開放30年培養了大批人纔,沒有恢復高考就沒有改革開放30年的成果。一項制度能夠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是很不容易,而我們的高考制度恰恰被絕大多數人支持。
記者:聽說你是恢復高考以後的第一屆大學生,你當時是怎樣參加高考和被錄取的?
戴家乾:我是19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在北京參加高考的,之前我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插隊,在那裡一共乾了5年。回到北京後在一所中學任教。粉碎『四人幫』後,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幸福和激動,感到社會有希望了。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以後,心中產生很大的衝動,我渴望繼續讀書,學校工作也要求自己繼續深造,我是在這種狀況下報考的。記得接到入學通知書的時候我正帶著學生去實習,當時心情很激動。總而言之,感謝30年改革開放,感謝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
記者:黨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化考試招生制度、質量評價制度改革,國務院不久前決定開始著手制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為適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需要,今後教育考試工作要進行哪些方面的改革?
戴家乾:目前的高考制度盡管為廣大群眾所擁護,認為是當下最公平公正的選拔人纔的制度,但是,這項制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進一步改革。要根據終身教育的理念和體系,建立多渠道、多層次的教育考試『立交橋』;從單一考試到多元評價,建立科學的人纔觀和人纔選拔制度;推進高考綜合改革,實現『三個結合』,即科目統一考試與學業水平測試相結合,科目統一考試與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相結合,考試改革與高校錄取方式改革相結合;建立更加全面、綜合、多元化的考試評價制度和多樣化的選拔錄取制度,逐步形成符合現代經濟、社會、人纔發展要求的選拔機制,真正為國家選拔出合格的、創新型的人纔。(於建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