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李仲生，今年5月份出了自傳《沒有播出的故事》。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中《我的太陽》就是對他的跟蹤報道，正是這部紀錄片讓他在國內出了名。8月25日，記者在北京王府井書店閑逛，看見李仲生正在簽名售書，周圍許多人帶著孩子請他簽名，當他寫下『苦心人天不負』時，有的家長耐心地給孩子講解這是什麼意思。
一
1951年，李仲生出生於北京一個資本家家庭。17歲去內蒙古插隊，過了8年的牧民生活。1973年和1974年兩次參加高考，均因政審不過關而未能如願。25歲返京在西城區房管局月壇房管所任房管員。 李仲生有溫柔賢惠的妻子，有漂亮可愛的女兒，但他並不滿足於不愁吃喝的日子，為了圓自己的大學夢，35歲那年，他自費赴日留學，開始了14年的求學之路，邊打工，邊上學，沒日沒夜地苦讀，終於拿到了本科畢業證書。這期間，他把妻子接到日本，夫妻兩人打工，供他一個人上學。緊接著考研究生，畢業後考博士，一路苦學，終於在50歲那年拿下了日本國立千葉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
之所以出名，有兩個契機，一是KKC詐騙案，另一個是張麗玲拍攝的《我們的留學生活》。所謂KKC詐騙案，聽起來再簡單不過，一個自稱獲得世界經濟大獎的學者發動大家集資，說過一段日子後有巨額回報，於是他拿了妻子辛辛苦苦洗碗10年的積蓄，進行投資，結果血本無歸。
二
對於李仲生，有人說：『為一紙文憑浪費了一生，給親人帶來了難以承受的痛苦，不是一個理智的現代人的舉動。』日本一華文報紙稱李仲生為『一個明顯有偏執性精神障礙的男人』。當然，更多的人認同李仲生。當初，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的攝制人張麗玲將編輯好的李仲生的故事交給了她當時供職的日本大倉公司的老板沙賴先生。沙賴不懂漢語，可是第二天卻要求公司所有部門的領導都要看這部紀錄片。沙賴說，片中人的收入是你們的十分之一甚至是幾十分之一，但是在他的臉上寫著對生活的自信。現在我們缺少的不是金錢而是精神，像這個中國人一樣的精神。
對於這種爭論，李仲生說：『如果說這種一根筋的執著是「傻」，那麼我建議年輕人應「傻」一點，只有「傻子」纔能做大事。日本「傻子」多，他們對公司極為忠誠，拼命工作，加班不給加班費也毫無怨言。沒有這些傻子，就沒有日本的飛速發展。我在日本的幾個導師都是一根筋的人，假期從不休息，總呆在教研室裡，認真、義務地指導學生。』
他特別提到了導師佐佐木陽一郎。佐佐木退休後還每天打車到千葉大學，自費租了一間教研室，義務輔導李仲生。李仲生說：『導師深深地影響了我。他告訴我，做學問就是鑽死胡同，就得一條道走到底。這種「傻子」少了，社會比較浮躁。』
三
一位剛到美國的中國留學生說，她不欣賞李仲生的人生目標只是拿一個學位，這或多或少讓人感到一種崇洋的感覺。只是為一個學位奮斗，太狹隘了，對本人對民族都是一種悲哀。說到這一點，李博士苦笑了一下，多少有些無奈：『留學是因為我出身不好，當時看來留在中國沒有機會。因為我們國家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比較落後，所以我希望能夠成為大學教師，但我的年齡偏大，如果沒有博士學位，工作上會面臨很大困難，所以我一定要拿到博士學位。』
有一點他特別想和大家說明，『很多人以為我讀博士用了14年，其實我是從最基礎的語言學校開始讀，直到拿下博士學位，一共用了14年。一般從語言學校讀到博士需要11年。但是，日本相當重視學術尊嚴，對論文的要求精益求精。在日本，取得文科博士學位本身就很難，學位授予率極低。日本有句諺語：「人生的最終目標是成為部長或者是博士。」這裡的博士指的是文科博士，難度可想而知。千葉大學的醫學博士、工科博士有幾千號，但經濟學我是第一號。而且，我選課最多，修完這些課的時間比別人長很正常。所以，我拿到博士學位的時間長一點決不能說明我笨，否則我也進不了這麼有名的千葉大學。』
李仲生備受指責的是KKC事件中的『愚昧無知』，大家都認為李仲生學經濟但腦子裡沒有一點經濟意識，只會讀書不會生活。李仲生解釋說，我確實在這次投資中失敗了，但是，我的動機是好的。我想賺錢以後和其他人合作辦私立大學，讓更多的人有機會讀書，『學經濟的不一定會幫自己賺錢嘛。』
談到以後的打算，李博士說，將把教書育人作為畢生的事業。他現在每天只睡3個小時，這是他在日本長期艱苦生活養成的習慣。『我年齡不小了，事業纔剛剛開始，確實有太多的事要做。』李博士將在5年內完成3本書。因為獲得了『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的資助，他准備將博士論文《中國人口變動和經濟發展》發表。另外兩本是教材《人口經濟學》和《1949年———2050年中日經濟發展比較》。 （王衝、張丹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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