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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與市場
-“進入市場，尚未進入文壇”
-“寫作被出版社發現”
-“問題不在孩子們”
白燁
我在接受一位記者採訪時說，“80後”寫作者和作品，進入了市場，但尚未進入文壇。這是有感於他們中的“明星作者”很少在文學雜誌亮相，文壇對他們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與其文；而他們也似乎滿足於已有的成功，並未有走出市場、走向文壇的意向。最近，又看了一些“80後”作者的作品，我要說的另一句話是：還要關注那些被“明星”們所遮蔽的實力派寫手，發現商業運作背後的文學追求。現在看，“80後”的情形相當紛紜，誰都難以代表誰，誰都不願讓別人去代表。現在圍繞在“80後”寫手周圍的，主要是一些出版社，而一般的出版社都是在尋找明星和製造商機，不是在發現和扶持文學新人。我們的文學期刊與雜誌要走近“80後”，使那些踏踏實實又默默無聞的新人有破土而出的機會，也要讓“80後”寫作羣體看到，寫作的出路不只有走市場化的圖書出版一條途徑。
樑曉聲
聽到大家發言，“80後”這些孩子還沒走上文壇之前就與市場結合了，他們的寫作被市場發現。那麼年輕就被請過去，立刻嚐到甜頭，然後非常睿智地按市場化寫作，非常熟悉市場化的寫作竅門，這是一種很恐怖的現象，那會傷害一個人的寫作才華。說他們是“文學寫手”很精確。我不知這些人是不是都在讀大學？是不是剪斷了與生活的聯繫？我覺得問題不在孩子們，他們有很好的感覺和文字駕馭能力、熱愛文學的願望和寫作的迫切性，關鍵在出版社和傳媒。利益兩個字會毀了這些孩子，在他們中間，可能會有大師出現。
看來，“80後”是一種出版現象，一種文學現象，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我認爲寫作還是離市場遠一點好，不要以爲市場永遠值得信賴，好萊塢童星秀蘭·鄧波兒，被老闆用足之後，三十多歲，再不能像過去那樣跳舞唱歌了，就被趕出好萊塢。秀蘭·鄧波兒含着眼淚問：“你們真的會那樣對待我嗎？”這說明與市場的關係不是可持續的，唯一可持續的，是對文學的真摯感情。
陳福民(社科院文學所、文學博士)
有一幅漫畫，小孩子還在幼兒園裏就與出版社簽約了。所以說，9歲寫長篇小說這完全可能。我們看文學史，曹禺寫《雷雨》22歲；“先鋒文學”作家格非寫《大年》24歲；餘華寫《十八歲出門遠行》26歲，“80後”這個概念帶有商業色彩，面對餘華、格非，“80後”應該努力。
我們瞭解“80後”的寫作背景，也不應將其妖魔化。說“80後”完全市場化了，也不是，還有人堅持在文學的夢想裏，對這種狀況我們應該表示尊敬。
在商家看來，“80後”是吃青春飯的藝人，秀蘭·鄧波兒的結局不是很清楚嗎？！市場按流行的元素要求你、暗示你，而好小說一定要超出這個格局。廣西作家鬼子，寫作《瓦城上空的麥田》，版權被張藝謀買走。他說的一句話讓我非常有感觸：“寫好小說不吃虧”。
楊匡漢(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80後”這些年輕的寫作者，處在社會文化轉型期的大環境中，這一點必須考慮進去。樑曉聲開始寫作時，正是社會進行政治反思的時期，現在比那時要複雜得多。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與媒體炒作是規律，也是很可怕的事。但是，經濟與文學是要區分開的，經濟講節奏，速效，講利益；而文學節奏慢，是磨出來的，講心靈。
白燁
今年暑期我在西單圖書大廈參加“80後”一個活動，有位記者問你們如何看待市場與文學的矛盾，十幾位小作者幾乎異口同聲地回答，有什麼矛盾？在我們看來沒什麼矛盾。對這個回答，我很驚異。由此，我想到“80後”所面臨的一個共性的問題，那就是他們生活和寫作於一個越來越商業化和媒體化的社會文化環境，如何警惕市場化的左右和時尚化的影響，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誘惑，讓自己的文學理想在相對純淨的天地裏徜徉，確實是一個極大的問題。當然，人各有志，有的人願意在順應商業寫作中早收名利，也無可厚非；但如果相當多的人都去遷就商業化的取向，那無疑既是一種悲哀，又是一種放棄。這個問題不只是“80後”的問題，也是我們文壇的問題，我們社會的問題，我們時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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