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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是人類之一概文明的“反應堆”。
舉凡人類文明的迄今成果，無一不在大學裏有所反映並進行反應。
這裏所言之“文明”一詞，還包括有人類未有文明時期的地球現象以及宇宙現象；當然的，也就同時包含有對人類、對地球、對宇宙之未來現象的預測。
故在大學裏，“文明”一詞與在詞典中的解釋是有區別的，也是應當有區別的。後者是一個有限含意的詞彙，而前者的含意幾乎是無限的。相對論意味着人類文明的現實能力所達到的非凡的超現實程度。而如此這般的非凡的超現實程度的能力，只不過是人類文明的現實能力之一種。
這裏所言之“反應”一詞，也遠比詞典中的解釋要多意。它是排斥被動作爲的。在這裏，或曰在大學裏，“反應”的詞意一向體現爲積極的，主動而且特別生動的意思。人類之一概文明，都會在大學這個“反應堆”上，被分門別類；被梳理總結；被解析研究；被鑑別；被揚棄；被詮釋；被繼承；被傳播；被髮展……
故，大學最是一個重視穩定的價值取向的地方。
故，穩定的價值取向之相對於大學，猶如地基之相對於大廈。
穩定的科學知識和豐富的科技成果，乃是自然科學發展的基礎；穩定的人文理念和價值觀，乃是社會科學發展的前提。
相對於自然科學，價值取向或曰價值觀的體現，通常是隱性的。但隱性的，卻絕不等於可以沒有。倘居然沒有，即便自然科學，亦必走向歧途。
例如化學本身並不直接體現什麼價值觀，但化學人才既可以應用化學知識來製藥，也可以來製毒品，還可以來制生化武器。
於是，化學之隱性的科學價值觀，在具體的化學人才身上，體現爲顯性的人文價值觀之結果。
製假藥往往不需要什麼特別高級的化學專業能力，但那也還是必然由多少具有一些化學知識的人們所爲的勾當。而那是具有穩定的人文價值的人所恥爲的。
故穩定的價值觀，在大學裏，絕不可以被認爲只有社會學科的學子們才應具有的。
故我認爲，大學絕不僅僅是一個傳播知識和教會技能的地方，還必須是一個培養具有穩定的價值觀念的人才的地方。
考察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它的大學的關係，此點是決定性的一點。
首先，大學教師們自身應該是具有穩定價值觀念的人。
對於從事文科教學的大學教師們，自身是否具有穩定的價值觀念，決定着一所大學的文科教學的品質。
因爲在大學裏，再也沒有別的什麼學科，能像文科教學一樣每天將面對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問題。有時體現於學子們的困惑和提問，有時是五花八門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反映到了影響到了大學校園裏。
爲了達到一己之名利目的不擇手段是理所當然的人生經驗嗎？
大學文科師生每每會在課堂上共同遭遇這樣的問題。
大學教師本身倘無穩定的做人的價值觀念，恐怕不能給出對學子們有益的回答吧？
倘名利就在眼前；倘某些手段在犯法的底線之上(那樣的手段真是千般百種五花八門層出不窮在有的人們那兒運用自如不覺爲恥反覺得意)；倘雖損着別人的利益卻又令別人們只有吞嚥苦水的份兒——這種事竟也是做不得的嗎？
然而，無論在社會上還是在大學裏，其存疑竟已多年矣。
幸而在大學裏且有一位前輩給出了自己的明確的回答——他說：“我不是一個壞人，我在顧及個人利益的同時，也很習慣地替他人的利益着想。”
不少人都知道的，此前輩便是北大的季羨林先生。倘無幾條終生恪守的德律，一個人是不會這麼主張的。
倘無論在社會還是在大學裏，不這麼主張的人遠遠多於這麼主張的人，那麼“他人皆地獄”這一句話，真的就接近着是“真理”了。那麼，人來到世上，人生也由如此這般的“真理”所規定，熱愛生活也就無從談起了。
但我也聽到過截然相反的主張。而且不是在社會上還是大學裏。而且是由教師來對學生們說的。
其邏輯是——根本不替他人的利益着想是根本無可厚非的。因爲任何一個“我”，都根本沒有責任在顧及自己的利益的同時還替他人的利益着想。他人也是一個“我”，那個“我”的一概利益，當然只能由那個“我”自己去負責。導致人人在一己利益方面弱肉強食也沒有什麼不好。由而強者更強，弱者要麼被淘汰，要麼也強起來，於是社會得以長足進步……
這種主張，有時反而比季老先生的主張似乎更能深入人心。因爲聽來似乎的更爲見解“深刻”，並且還暗合着人人都希望自己成爲強者的極端渴望。
大學是百家爭鳴的地方。但大學似乎同時也應該是固守人文原則的地方。
所謂人文理念，其實說到底，是與動物界之弱肉強食法則相對立的一種理念。在動物界，大蛇吞小蛇，強壯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沒有不忍一說的。而人類之所以成爲人類，乃因人性中會生出種種不忍來。這無論如何不應被視爲人比動物還低級的方面。將弱肉強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則移用到人類的社會中來，叫“泛達爾文主義”。“泛達爾文主義”其實和法西斯主義有神似之處。它不能使人類更進步是顯然的。因而相對於人類，它是反“進化論”的。
我想，人類中的強者，與動物界的兇獸，當由人類評判出很不相同的方面纔對。
陳曉明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對解構主義研究深透。
據我所知，他在課堂上講解構主義時，最後總是強調——有些事情，無論在文學作品中還是在社會現實中，那是不能一解了之的。歸根到底，解構主義是一種研究方法，非是終極目的。比如正義、平等、人道原則、和平願望、仁愛情懷……等等。總而言之，奠定人類數千年文明的那些基石性的人文原則，它們是不可以用解構主義來進行瓦解的。也是任何其他的主義都瓦解不了的。像“進化論”一樣，當誰企圖以解構主義將人類社會的人文基石砸個稀巴爛，那麼解構主義連一種學理研究的方法也都不配了，那個人自己也就同時什麼都不是了……
像季羨林先生一樣，我所瞭解的陳曉明教授，也是一個不但自己有做人原則，而且是一個對社會有理性主張的人。他的人文思想是他對社會的理性主張的基礎。
我由是而極敬他的。我想，解構主義在他那兒，纔是一門值得認真來聽的課程。
又據我所知，解構主義在有的人士那兒，彷彿一把邪惡有力的錘。舉凡人類社會普適的價值觀念，在其錘下一概粉碎，於是痛快。於是以其痛快，使學子痛快。卻恰恰相反，醜陋邪惡在這樣的人士那兒竟是不進行解構的。因爲人類的社會，在他看來，僅剩下了醜陋邪惡那麼一點“絕對真實”，而解構主義不解構“絕對真實”，只解構“一概的虛僞”。
我以爲虛僞肯定是舉不勝舉的，也當然是令我們嫌惡的。但若世界的真相成了這麼一種情況——在“絕對的真實”和“一概的虛僞”之間，屹立着那麼幾個“東方不敗”的堅定不移的解構主義者的話，豈不是太不客觀了嗎？
當下傳媒，竭盡插科打諢之能事，以媚大衆，以愚大衆。彷彿此種功用，乃傳媒之第一功用似的。於是，據我所知，“花邊緋聞”之炒作技巧，也堂而皇之地成爲了大學新聞課的內容。
報這一種傳媒載體，出現在人類社會少說已有三百年的歷史；廣播已有了百餘年曆史；電視的普及已近半個世紀了——一個事實乃是，人類近二三百年的文明步伐，是數千年文明進程中最快速的；而另一個事實乃是，傳媒對於這一種快速邁進的文明步伐，起到過和依然起到着功不可沒的推動作用。其對社會時事的公開、公正、及時的報道功用以及監督和評論責任；其恢復歷史事件真相的功用以及通過那些事件引發警世思考的使命，當是大學新聞專業不應避而不談的課程。至於其娛樂公衆的功用，並不是它的主要功用。而“花邊緋聞”之炒作技巧，不在大學課堂上津津樂道，對於新聞專業的學子們也未見得便是什麼學業損失。因爲那等技巧，真好學的人，在大學校門以外反而比在大學裏學會的還快，還全面。在大學課堂上津津樂道，即使不是取悅學子，也分明是本末倒置。傳媒專業與人文宗旨的關係比文學藝術更加緊密；法乎其上，僅得其中；法乎其中，僅得其下；若法乎其下，得什麼也就可想而知了。播龍種而收穫跳蚤，自然是悲哀。但若有意無意地播着蚤卵，日後跳蚤大行其道豈不必然？
大學講虛無主義，倘老師在臺上講得天花亂墜，滿教室學子聽得全神貫注——一個學期結束了，師生比賽着似的以虛無的眼來看世界，以虛無的心來尋思人間，那麼太對不起含辛茹苦地掙錢供子女上大學的父母們了！
大學裏講暴力美學，若講來講去，卻沒使學子明白——暴力就是暴力，無論如何非是具有美感的現象；當文學創作作爲反映客體，爲了削減其血腥殘忍的程度，纔不得不以普遍的人們易於接受的方式進行藝術方法的再處理——倘這麼簡單的道理都講不明白，那還莫如干脆別講。
將“暴力美學”講成“暴力的美”，並似乎還要從“學問”的高度來培養專門欣賞“暴力的美”的眼和心，我以爲幾近於是罪惡的事。
大學裏講文學作品中人物的心理複雜性，比如講《巴黎聖母院》中的福婁洛神父吧——倘講來講去，結論是福婁洛的行徑只不過是做了這世界上所有男人都想做的事而沒做成，彷彿他的“不幸”比艾絲美達拉之不幸更值得後世同情，那麼雨果地下有靈的話，他該對我們現代人作何感想呢？而世界上的男人，並非個個都像福婁洛吧？同樣是雨果的作品，《悲慘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和襄·阿讓，不就是和福婁洛不一樣的另一種男人嗎？
……大學是一種永遠的悖論。
因爲在大學裏，質疑是最應該被允許的。但同時也不能忘記，肯定同樣是大學之所以受到尊敬的學圃特徵。人類數千年文明進程所積累的寶貴知識和寶貴思想，首先是在大學裏經歷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於是再次被肯定的過程。但是如果人類的知識和思想，在大學裏否定的比肯定的更多，顛覆的比繼承的更多，貶低的比提升的更多，使人越學越迷惘的比使人學了才明白點兒的更多，頹廢有理自私自利有理不擇手段有理的比穩定的價值觀念和普適的人文準則更多，那麼人類還辦大學幹什麼呢？
以我的眼看大學，我看到的情況似乎是——穩定的價值觀念和普適的人文準則若有若無。
但是我又認爲，據此點而責怪大學本身以及從教者們，那是極不公正的。因爲某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乃是在人的學齡前階段就該由家長、家庭和大文化背景之正面影響來通力合作業已完成的。要求大學來補上非屬大學的教育義務是荒唐的。我以上所舉的例子畢竟是極個別的例子，爲的是強調這樣一種感想，即——大學所面對的爲數不少的學子，他們在進入大學之前所受的普適而又必須的人文教育是有缺陷的，因而大學教育者對自己們的學理素養應有更高的要求。教小學有時比教大學還難；在大學裏補小學教育的缺課更難。
我也認爲，責怪我們的孩子們在成爲大學生以後似乎仍都那麼的“自我中心”而又“中心空洞”同樣缺乏仁心。事實上我們的孩子們都太過可憐——他們小小年紀起就被逼上了高考之路，又都是獨生子女，肩負家長甚至家族的種種期望和寄託，孤獨而又苦悶，壓力之大令人心疼。畢業之後擇業迷惘，四處碰壁，不但令人心疼而且想幫都幫不上，何忍苛求？
那麼，對於大學，僅僅傳授知識似乎已經不夠。爲國家計，爲學子們長久的人生計，傳授知識的同時，也責無旁貸地培養學子們成爲不但知識化了而又堅卓毅忍的人，豈非遂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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