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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孟母堂”事件猶在耳邊，10月8日，“廟學合一”的鄭州文廟又通過新華社的圖片宣告開課。“一窩蜂地要孩子背四書五經，是開歷史的倒車。”文懷沙此言一出，即掀波瀾，近來沸沸揚揚的讀經運動似乎被大澆冷水。經書到底是“民族文化的根”，還是“封建思想的殘餘”？
反對：背經是“蒙啓”
幾乎所有反對讀經者都提倡讀好的古書古文，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比如，文懷沙說：“中小學課本中選錄優秀的四書五經文章是好事。”李澤厚更費時費力寫了大部頭的《論語今讀》，供現代青年親近古籍。
學人們反對讀經的理由大致相同。儒家經典中的很多道德思想觀念是與封建帝制的政治經濟體制、小農生產生活方式相聯繫的。即便是“原則上支持讀經”的杜維明，也不諱言儒家傳統的糟粕和遺毒——反民主的權威政治、小農經濟的保守意識、宗族等級思想、男性中心主義、缺乏理性、蔑視客觀法律規章的人治、配合專制統治的奴性教育、荼毒生靈和個性的綱常名教、標榜君權父權夫權的倫理禮教等等。而這些東西被不加區分地一股腦兒灌進沒有辨別能力的孩子腦子裏，後果極其嚴重。
北京崇文區教科所的饒芳說，讀經本來無可厚非，可牽涉到孩子，就該慎之又慎。傳統經典精華與糟粕並存，如何區分？由誰來區分？標準是什麼？這個區分的工作非常重要而艱鉅，但現在的讀經幾乎沒有教材的篩選，沒有師資的培訓。儒家的“經”有一大堆，糟粕極多，作爲教材很有問題。
背誦這種教育形式也受到較多質疑。嶽麓書院的吳仰湘認爲孩子如果不解其意地填鴨強灌，會打擊破壞孩子的好學心，有害無益。而據媒體報道，上海市教委叫停“孟母堂”的主要原因，就是其開展的“讀經教育”，從內容到教學方法，都與義務教育法中“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要求不符。
讀經還因涉及經濟問題而愈加複雜。無論是孔廟旅遊、炎黃帝陵祭祖、少兒讀經網，還是誦讀版圖書、學習資料、朗讀光盤的出版，直至作爲民間辦學和培訓班新形式的現代私塾和讀經班，都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在支持讀經的聲音當中不能排除這方面的因素。
支持：經書是民族文化的靈魂
蔣慶是提倡讀經的領軍人物。他指出儒家經典是中國文化的靈魂，特別是自隋實行科舉制度以後，中國有1000多年的經典教育史。蔣慶強調讀經的關鍵是培育孩子的“中國心”，所謂中國人，最根本的是文化意義上的，而中國文化的代表，就是經書。兒童讀經是關係中國文化復興的大事，他引用牟宗三的話，“兒童讀經是中國文化的銀行儲蓄。”海外的杜維明也主張在“儒門淡泊”的現狀下，對儒學傳統做同情的瞭解，多接觸多閱讀總是好事。
針對批評孩子“和尚唸經”苦不堪言的聲音，支持讀經的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曾品元認爲，讀經之利弊最終需要看實踐的效果，而這是需要時間的，無論是孟母堂裏能流利背中英文經典而不解其意的孩子，還是沒有上過一天學卻考上大學的14歲小姑娘辛蘊甜，目前都不能說明讀經對於孩子的全部人生意味着什麼。蔣慶對此的看法是，兒童的理性發展不成熟，自覺性差，不可能自主要求學習經典。所以兒童讀經必須強制，由家長老師嚴厲督促。等他們長大，自然能理解其利。他的教育理想是培養內聖外王、華魂洋才的經世人才。“內聖”是內心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要求，“外王”是能從事各種實際的事業，儒者加專家，“華魂”加“洋才”，就是理想的中國人。
討論的深化：教育的出路和傳統文化現代化
思考讀經可以從兩個角度深入進行。其一是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現代化，其二是對現行教育體制的反思。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是中國文化遭遇西方文明之後，百餘年來中國的第一課題。當下圍繞讀經展開的爭論，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百年前五四“啓蒙”運動和現代新儒家“保種”分歧的再現。中國傳統文化如何接上現代文明的枝葉，我們還在摸索中前進。另一方面，當今教育現狀令人不滿意，於是種種彌補方案紛紛出爐，出國接受基礎教育是一種，讀經，以及與讀經相關聯的現代私塾，也是對現行教育體制的一種反思。現代人才不可能通過讀經和私塾教育來培養，而沒有讀經教育，中國傳統文化又該如何承襲？
凡此種種，都是問題。在被潑涼水之後，但願讀經熱開始進入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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