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一段艱難旅程。』王女士的孩子今年剛剛昇入朝陽區外國語學校，提到剛剛過去的『小昇初』，她感嘆道：『你如果問100個家長，會有90個「過來人」表示，這其中「一言難盡」。』
多方打探目標學校招生信息，精心准備簡歷，趕場參加一次次面試……幾個月後，終於接到了目標學校的電話通知。這時，她和孩子竟都瘦了一圈。
像王女士這樣的家長不在少數。事實上，擇校問題由來已久。1986年，『就近入學』被明確列入我國第一部《義務教育法》。但是，一批重點學校在國家的長期投入和大力扶持下，在教學條件和水平上已經與其他學校有了較大差異。在電腦派位之外，這些學校均有一定量的提前招生名額。而家長和孩子們苦苦相爭的，便是好學校這些為數不多的名額。
擇校違反現行就近入學政策，並常常表現為以分數擇校、以權力擇校、以金錢擇校等不正常現象，嚴重影響教育公平，受到各方詬病。
2006年，新《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適齡兒童、少年，不分性別、民族、種族、家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並履行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教育部此前提出，要下定決心解決擇校問題，將重拳出擊，采取多方措施啃掉這塊『硬骨頭』。 『擇校』背後有一條斬不斷的利益鏈
『劃片招生好啊。可是好學校昇學率高，校風好，老師水平高，將來考上好大學的機會也大。家門口的學校，對比之下差距很大。為了孩子以後能走得順點，現在只能辛苦一點了。』家長劉女士對個中苦甜有著自己的認識。
為了擇校，許多孩子從三、四年級起，就開始了備戰征程：學特長，上奧數班，准備公共英語等級考試。國家統計局、教育部對全國部分大中城市的一項最新調查表明，80%的小學生參加過各種形式的奧數班、興趣班和考級班，並多數在兩個以上。
今年六七月間，北京市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驗監控與評價工作組在對北京市18個區縣和燕山地區實驗班做了相關調查，共涉及4300多名小學生及1000多名初中學生。調查顯示，6成小學生睡眠時間達不到國家標准，近四成中學生睡眠不足8小時。
孩子累，家長也同樣叫苦連天。可是，擇校行為卻屢禁不止。這是因為，在擇校背後，有一條強大的利益鏈。
『2005年我校昇學率87%，全市排名第二；其中，考入清華大學18人，北京大學12人……』一直以來，昇學率和重點率，都是學校招生簡章中的關鍵詞。而每年高考之後，各中學門口高掛橫幅，上書昇學率、上線率和重點率，已經成為一道獨具特色的風景線。
在家長們中間廣為流傳的全國中學排名中，位於湖北省的華中師大第一附屬中學以昇學率100%名列榜首。
事實上，無論是哪所重點中學，都無法承受由昇學率牽動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旦昇學率降低，招生將直接受到影響，生源質量下跌，進而教學成果不再突出，優質教師開始外流，各種獎勵和榮譽也不再像以前一樣如期而至……新一輪昇學率仍然下降，學校將陷入可怕的惡性循環。在這樣的壓力下，各地各校的姿態驚人的一致：任爾東西南北風，咬定昇學不放松。
昇學率，也是校方向家長伸出的嫵媚『橄欖枝』。正如劉女士，在許多家長心目中，孩子要想有所成就，一定要考入為數不多的重點大學。而好的小學、中學，是進入好大學的必要條件。
『學校的目標正是招收尖子生，考出高分，保證或者提高學校的昇學率。家長的要求和學校的目標一拍即合，所以，擇校成功的家長往往是歡歡喜喜去交擇校費、贊助費。花更多的錢，買更好的教育，在他們看來完全值得。』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檀傳寶教授說。
在北京市，各校提前招生的名額被區教委嚴格限定。但是開辦分校的舉措為招收更多優秀學生解除了後顧之懮。某附中等一批優質學校紛紛改設民辦公助的初中分校。按照規定，分校應實行獨立的法人，獨立的財務核算、人事管理，獨立的校園、校捨，獨立進行教育教學。當然，招生和收費也不再遵守公立學校的標准。
事實上，一大批分校只是在招生和收費方面實現了獨立。在某附中分校的招生宣傳中，家長們看到這樣的字樣：分校將聘請一部分附中的骨乾教師到分校兼任新初一、新高一的班主任和任課教師。附中的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原主管教學工作)、物理特級教師擔任分校法人和校長。副書記、語文高級教師任執行校長。分校的辦學理念、辦學目標，學生培養目標與附中是完全一致的，是附中優質教育的延伸。
如此，學校以昇學率為籌碼，從家長手中換取贊助費和優質生源；家長以金錢為代價，預支孩子未來可能的高分。這是一條難以斬斷的利益鏈。 『擇校』利益鏈後的連鎖反應
在強大的利益驅動下，為了學校自身的利益，也為了守住對家長的『承諾』，校方選擇『轟轟烈烈搞素質，紮紮實實抓應試』。好學校就像一個巨大的『黑洞』，以其無可抗拒的強大吸力不斷將優質資源吸納其中。
『某中學初一招收了10個班。其中，一、二、三班是實驗班，四、五班是重點班，其餘為普通班。實驗班是按數學成績選拔的前100名學生，相比而言理科成績比別的班都好，平均成績比重點班大概高3~5分左右。而重點班是按總分選拔的兩個班，文科成績較好。總體來說實驗班比其他班都好，而且實驗班的各種機會都會多一些。實驗班和重點班的考試卷子基本是一樣的，有時也不一樣。和普通班相比平均分每科都多十幾分到二十幾分左右。』知情人告訴我們。
為了進入實驗班、重點班，學生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被用來重復練習。被選拔出來的一部分人成為應試教育的精英；與此同時，另一部分人則長期在考試的失敗和受挫中生活。
以昇學率為根本驅動力的教育模式，直接打擊了素質教育。在部分地區，教師的業績評估與昇學率直接掛鉤，學生的考分成為衡量教師的重要指標。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學校的教師不再以培養全面發展、人格健全的學生為目標，相反，成為打造高分機器的工匠。
應試教育產生不了教育家。時代需要有思想，有創新的教育家。然而，在當前以抓昇學率為指向的博弈中，真正探索教育規律的教育家無從施展；相反，考試專家卻成為走紅江湖的『游醫』，備受各類考生青睞。
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不僅動搖了教育公平的根基，也嚴重影響了社會公平。擇校，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孩子們家庭背景的較量。 擇校，已經成為一場無人取勝的博弈。
破冰之旅，始於均衡資源
事實上，在『小昇初』中感受到壓力的不止學生和家長。北京市西城區某示范學校初中部校長說：『每年招生時，我們都忙碌到極點。錄取名額只有二、三百個，報名的學生卻往往上千。』
優質教育資源不能滿足社會現實需要，是產生擇校問題的客觀根源。『遵循國家就近入學政策是家長的義務，但是自由為孩子選擇學校也是家長的權利。要保證不擇校，首要前提是保證孩子能夠就讀於令人滿意的學校。』家長張先生說。
今年年初，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分組審議義務教育法修訂草案時，一位委員提出：天津市和平區五大道不足10平方公裡有6所重點小學，全市的人都盯著這幾所重點學校。有的孩子剛出生，父母就想辦法把孩子的戶籍挪到這個區域裡，為孩子將來上學做准備。這導致天津市不得不出臺規定，三代前在這裡居住的家庭的孩子纔能就近上學。由此可見，『就近入學』僅靠簡單規定是不足以應對現實的。
在基礎教育階段，『國家和政府承擔著教育的使命。義務教育必須實現教育公平。』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喬衛平說。
『就近入學，限制擇校，其本義正是限制以權力尋求優質教育資源，維護教育和社會公正。這一基本方向非常正確。現在我們需要研究和實踐的，是如何切實均衡教育資源。』喬衛平補充道。
安徽銅陵從三個角度入手均衡教育資源：一是以行政手段保證不再向『重點』學校傾斜，同時斥巨資扶持弱校；二是實行校長和教師輪換制，先後將30多位市區教學骨乾派至薄弱學校；改革高中招生辦法，將優質高中入學指標平均分配到各初中，分配比例從1997年的40%提高到2005年的60%；三是招生制度上實行透明化，招生信息完全向民眾公開，將教育公平置於社會的剛性監督之下等。在這些措施之下，各學校之間的辦學差距逐步縮小。
通過對形成學校間差距關鍵因素的教師實行再分配，和在五個城區組建49個教育資源高度共享的『大學區』，遼寧省沈陽市實施綜合改革的中學也達到城區學校總數的58%。大學區內的學校打破了原有界限開展教育教學管理，不僅統一組織備課、統一組織教學，還實現統一安排教學人員。
北京地區也積極行動，展開了相應試點。2006年，示范高中校拿出了5%至10%的招生指標分配到各區縣純初中校和九年義務教育一貫制學校。
這場令人矚目的改革在推行過程中面臨極大的阻力，也引起廣泛的質疑：小城市、部分地區的改革經驗對於大、中城市擇校『重災區』是否適用？校長和教師輪換，重點高中招生受限，會不會影響教學質量？
北京市一些校長甚至明確表示，按指標招生將會使示范高中的教學質量下滑。
此外，師資流動起來之後，一所學校固有的文化能否得到良好的傳承和發揚？不斷流動的師資對課程銜接、學生適應等是否不利？
有一位地方教育局的負責同志在與記者交談時提出一種『水缸』理論：應試教育就像一個大家抬起來的盛滿水的缸，誰先放下，誰就會承受損失，只有大家一起放下纔行。
均衡資源的幾點思考
『這就引出三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其一，均衡資源配置之後，能否保持優質；其二，如何衡量教育質量；第三，社會能否提供配套的改革環境。』喬衛平說。
檀傳寶做出積極回應：『均衡教育資源，不是搞平均主義。各個學校還需要保持和發展自己的特色優勢。但是在基礎教育，尤其在義務教育階段，均衡師資和硬件條件等進而均衡生源，是最終化解擇校問題的基礎。』
均衡教育資源，這只是萬裡長征的第一步。『在現有條件下，削弱學校之間的差距是操作層面的問題。而教育資源的普遍提昇，需要整個社會的支持，需要教育環境、教育政策、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支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喬衛平說。而資源均衡後的教育質量，則涉及到對教學質量的重新定義，以及檢驗標准的重新制定和考量。『唯昇學率的計量，按考分的排名，都將不復存在。當學校間不再關注和比較考試結果時，老師和學生纔可能有實施和接受素質教育的空間。素質教育不應該沿用之前的「唯考」論來檢驗教學成果，而更多地從孩子的成長和未來發展潛力方向來設計。』清華大學教育研究所袁本濤博士認為。
如此，也就打破擇校過程中學校和家長之間環環相扣的利益鏈。而只要雙方還存在昇學率的需求，擇校問題就難以真正化解。
當然，消解昇學率的影響，『需要高考制度的配套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制度一天不改，應試教育一天不停。』袁本濤說。
好在，跟均衡教育資源的行動一樣，高考制度改革的試點和方式也一天天多起來。至2006年高考，全國共有16個省市實行自主命題。22所高校取得了自主招生資格，今年增加到53所。
『高考指揮棒的轉向和高考制度的逐步改革，不僅能夠適應全面推行素質教育和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需要，還要適應高等教育步入大眾化階段的需要；高校自主招生是選拔、培養優秀人纔和提高辦學質量的可行途徑，而且有利於破除我國現行考試制度一考定終身等弊端。』喬衛平說。
教育是關系千家萬戶的事業，而教育改革也牽涉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影響深遠，且成效相對緩慢。在義務教育階段解決擇校問題，均衡教育資源，打破學校和家長之間的利益鏈，還需要借助於家長觀念的轉變，需要各級、各地學校和教育部門的大力協作和勇敢實踐，以及社會方方面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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