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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剛亮，十來個孩子已走在龍背村的小路上，村裏看不到其他人。揹着小書包顛顛地走在前面的是李斌，斌斌總是不承認自己4歲，再過1個月，他就要過5歲生日了。
這是一羣去趕校車的孩子，他們每天都要天不亮就出門，每天都要擠在看起來十分破舊的校車裏，趕到一個叫做利民的打工子弟小學。斌斌的父母工作忙，沒時間照顧他，便讓他開始上學了。
他們幾乎成了村裏第一批起牀的人。
這一幕發生在一個距北京頤和園不足1公里的外來打工者聚集的村子裏。每天早上，這個村裏的小孩會分3撥兒趕到有遠有近的3所打工子弟學校上學。
今年暑期開學，北京市下令取締那些存在各種安全隱患的非法打工子弟學校，這些學校的學生按照規定由所在區縣的公辦學校接收。
幾個月過去了，記者再次來到這些孩子們中間時發現，雖然一部分打工子弟已經進入各方面條件都很好的公辦學校，但是打工子弟教育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仍有不少孩子在非法打工子弟學校上學。這些孩子的教育依然是擺在打工者、打工子弟、學校、政府面前的一道難解之題。
很多打工子弟接受教育仍很難
“政策的執行總需要一個過程。”面對人們對那些仍在招收學生卻存在着安全隱患的學校的質疑，教育主管部門的領導都會這樣解釋。
政策的執行確實需要一個過程，只是有些孩子則仍然要在那些條件很差的學校繼續他們的求學之路。
這條艱難之路從每天早上開始。
像往常一樣，這天早上，李斌第一個躥上車，同伴推搡着拿他打趣：“跳啊，再跳啊。”前天，車子壞在路上，斌斌“砰”地從車門跳下去，一頭磕在地上，滿臉是血。他小小的身體埋在座位裏，額頭上貼着一塊創可貼，顯得有些滑稽。
一路上不斷有孩子上車，很快斌斌的座位又壓進兩個孩子。7時30分，最後3個孩子使勁地在往裏擠，總算立在了車門口。15座的小中巴里塞進了45個孩子。
據瞭解，爲了爭搶生源，幾乎每個打工子弟學校都有校車。爲了節約成本，這些學校或購買已經淘汰的二手車，或租用社會上的黑車。
超載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悲劇也時常會不期而至。
8時已過，斌斌他們才被校車拉到學校，隨車接送孩子的校長說：“路程倒不遠，主要是開得比較慢。如果堵車就更慘了，上次我們將近10點纔到學校。”
即使天沒亮就起牀，孩子們也不一定能準時到校上課。學校的作息時間就以校車進入校門開始算起。
比起刺激的上學路，更讓人擔心的卻是這些學校的教育質量。
提到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學質量，在北京打工的五仙皺起了眉頭。26歲的她在河北老家只讀完了小學，現在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他們一家四口在北京擺地攤賣菜，夫妻倆每天凌晨3時就要起來批菜，辛苦工作的她最大的心願就是兩個孩子能“上出學來”，將來不再走她和丈夫的老路。
一天，小女兒的作業裏留有一道五年級的數學題，讓家長給做出來，五仙覺得奇怪。原來教女兒的老師同時也教五年級，老師在備課時有一道題解不出來，想讓孩子們的家長幫忙。這件事讓五仙很失望。
據瞭解，現在這些打工子弟學校多是由打工者自己創辦的，老師也多是打工者中讀過幾年書的“文化人”，或者從老家請來的代課老師，有教師資格的則是鳳毛麟角。這些學校的老師雖然資質欠缺，卻被委以重任，經常一人身兼數職。
在斌斌所在的學校裏，一個班只有一個老師，六年級的王老師一人就包攬了8門課程。
文化課還有老師湊合着上，其他課就完全沒有保障了。斌斌所在學校的體育課，一年四季都是在校外的馬路上跑圈兒。
在龍背村開小賣部的王媛說：“我們平時沒時間管孩子，我們知道這種學校的教學質量不咋樣，可總比孩子滿街跑讓我們放心。”
沒有哪個家長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王媛的話裏究竟有多少無奈和辛酸，也許只有她自己才真正清楚。
新政策牽出實施不力的舊政策
龍背村的趙雨要比斌斌幸運多了。
趙雨每天早上比斌斌多睡1個半小時，他7時30分醒來，吃完早飯，走到學校進行晨讀。“好，很好，非常好，我覺得北宮門小學最好——”10歲的趙雨拖長聲調，一連說出了4個“好”。
這學期，40多個孩子從村附近的明圓學校轉入政府指定的北宮門小學，這個公立小學就在村頭，步行不超過10分鐘路程。
直到今天，趙雨的激動勁兒都沒有過去，“我太喜歡新學校了，我就要在這兒上學了”。他插進了四年級3班，第一次走進整潔乾淨的教學樓，踏上漂亮的塑膠跑道，看到“比門還大”的鋁合金推拉窗。
可惜，只有少數孩子擁有這種幸運。轉入公辦學校的程序並沒有政策規定的那麼簡單。
記者瞭解到，北京市今年的政策規定，能轉到公辦學校讀書的是那些“五證”(戶口簿、暫住證、務工證明、居住證明、戶口所在原籍無人監護證明)齊全的打工子弟。家長拿着“五證”可以到居委會辦理“在京借讀證明”，然後纔可以轉到周邊的公辦小學。
自從知道這個消息後，李麗就停了生意，頂着北京夏天的烈日，騎着自行車到處跑。
其中最難辦的是居住證明，要拿出房東租房的稅票。
“現在有幾個房東租房子會繳稅？”李麗說，“很多沒有辦下‘五證’的人其實是卡在房東這一關了。”
單是房東租房的稅票，李麗就跑了整整1個月，最終還是沒辦下來。
後來在社會、媒體和政府多方力量的介入下，居委會給五證並不齊全的李麗及其他幾個家長辦理了“在京借讀證明”。
孩子已經在公辦學校上了3個月學，李麗又開始焦慮起來。她被告知，到公辦學校借讀的證明要一個學期辦理一次，“這次居委會勉強給我們開了證明，可是誰知道下學期能不能拿到這個證明，如果拿不到證明我們的孩子又要回到原來的學校了。”李麗一臉憂慮。
江蘇省蘇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朱永新認爲，這個問題反映出的不僅僅是教育問題，其背後還有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問題，“應該利用這個機會規範對外來務工人員的管理”。
不過，對像李麗這樣的普通打工者來說，他們將在自己孩子的教育問題上承擔這種不規範管理帶來的後果。
非法打工子弟學校很難真正取締
由於很多打工者拿不出“五證”，他們的孩子只好呆在原來的學校上學。
記者在龍背村已經關閉的育才小學原址上，遇到了周燕的爸爸周鵬，他家就在育才校園的隔壁。這學期，學校突然說不辦了，校長也不見了人。
雖然弄不明白學校該不該“說沒就沒了”，但周鵬知道，孩子不能沒學上。
和其他家長一樣，他給孩子報了名後，也開始跑“五證”。
“就怪我那天去遲了。”在北宮門小學辦理過登記手續的周鵬一直在責怪自己。聽說學校開始報名趕過去的時候，他被告知報名工作已經結束。
周燕留在了明圓小學二年級。
當然還有更多的家長根本就顧不上給孩子辦“五證”。
“辦什麼呀？誰有時間辦那些，再說了，即使辦下來了又怎樣？哪天這裏做不下去了，還得搬家，不是還得到子弟校上學？！”記者見到正在賣菜的五仙，她根本沒打算馬上把孩子送到公立學校去。她說等以後賺到了錢，大大方方交借讀費，孩子想在哪個學校上學，就把他們送到哪兒去。
據瞭解，跟趙雨一起離開明圓學校到北宮門小學上學的一共有200多人。他們剛離開，明圓學校又馬上招收了200多名新生，學校的總人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還增加了。
“取締工作確實很難，我們前腳剛把學生轉移走，他們後腳又招來了新的學生。”北京市某區教委一名具體負責該項工作的同志說。
打工子弟上學仍面臨費用難題
擺在這些打工者面前最實際的一個困難還是錢。很多打工者選擇條件差的學校就是因爲學費能便宜點兒。
據瞭解，一般的打工子弟學校每學期的收費大約爲300元~400元，條件越好收費也相對越高。
“我們家門口本來有一個比較便宜的學校，可是這個學校這學期停辦了，我們不得不選擇更遠的學校去上學。”龍背村的一個打工者說。
龍背村附近本來有3所打工子弟學校，條件差一些但收費相對便宜的育才小學關閉後，這裏的孩子還可以選擇在其他兩所就讀。
“貴呀！”一個村民說。
明圓學校離龍背村走路也就需要15分鐘，“但是，每學期除了學費以外，有時還要交煤費、取暖費、考試費，去年一年我大概交了1400多元。”李麗說。
“我們當然希望學校有比較好的條件，但是那些差學校關了以後，剩下的一些條件稍好些的，就會貴很多。政府在關閉這些學校的時候也要多爲我們想想。”五仙說。
明圓學校每學期680元的學費對於斌斌家來說顯然難以承受，爲此，斌斌每天就要天不亮起牀，到每學期350元的利民學校去上學。
打工子弟很難再回到家鄉讀書
既然在北京上學有那麼多的困難，這些孩子能不能回到家鄉去上學呢？
“回不去了。”濛濛的媽媽路平說。
濛濛三年級的時候，爸爸媽媽的工作有所變動，爲了不讓濛濛再一次轉學，路平把濛濛送回了老家。可是不到3個月，路平就把濛濛接了回來。
“考試都不及格。”路平沒想到濛濛的成績怎麼會一下子跌了下來。
問題不在於教育質量的差距，關鍵是濛濛根本無法適應老家的生活和學習。
回到家鄉，濛濛首先遇到的困難是鄉音，聽慣父母“普通化”了的鄉音，當濛濛在學校裏遭遇純正鄉音的老師和同學時，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再加上教材也有差別，家鄉的3個月，濛濛上課幾乎都像是在聽天書。
而且，家鄉有着比北京更大的升學壓力，學校的作業也比北京多出幾倍，這讓濛濛不勝其煩。
學校裏什麼也沒學到，回到家裏年老體弱的爺爺奶奶更無暇顧及濛濛的學習，任由她在村裏盡情玩耍。
“3個月下來，她幾乎成了野丫頭。”路平說。
沒辦法，路平又把濛濛接了回來。
據瞭解，現在生活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多數出生在北京。根據北京市外來人口普查結果，20%至30%的低齡流動兒童降生後就一直生活在城市，根本沒有回過家鄉。雖然在城市人眼中，他們是不折不扣的外來者，但是在他們自己和家鄉人的心目中，他們也不屬於家鄉。
“北京的選擇餘地大，總的來說，這裏的教學質量也比老家好，還是留在北京吧，而且在這裏還有機會到公辦的學校上學，那對孩子來說簡直太幸運了。”路平說。正如路平所希望的那樣，現在濛濛已經在北京一所公辦小學上學，濛濛穿着媽媽買的漂亮衣服，一點兒也看不出與一般的城市孩子有什麼不同。
就這樣，這些生活在城市邊緣的孩子似乎已無法再回到父母口中的“家鄉”了。
教育出現了“擇城”現象
濛濛剛被安頓好，弟弟也到了上學的年齡。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段成榮教授曾經提到，我國人口的流動正在逐漸由分散的、跑單幫式的流動向家庭型轉變。越來越多的人不再以過去的“單身外出”的方式外出，而是以“舉家遷移”的形式進行流動。
北京教育管理部門一位官員曾經形象地對記者說，前年他們在一對打工夫妻家看到牀前擺着兩雙孩子的小鞋，今年再到他家時小鞋已經變成了5雙，家裏又多了3個親戚家的孩子。
“你們都覺得我們生活得不怎麼樣，其實不少人羨慕我們能離北京這麼近。”五仙對記者說，“我們不僅打工方便，孩子上學也方便。”
繼“擇校”之後，一種“擇城”現象似乎悄悄出現。
“造成這種現象的最根本原因是教育發展的嚴重不均衡。”朱永新說。
在龍背村，記者看到不少家庭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或者是父母帶着兩三個孩子在一起生活，或者是幾個兄弟姐妹每對夫妻帶着兩三個孩子組成一個龐大的家族共同生活在一起。
“我們把這些孩子安置得越好，就可能有越多的孩子涌入我們這個城市，可一個城市到底能容納多少外來孩子呢？”北京市教育管理部門的一位領導不無憂慮地說。
就在記者離開龍背村的時候，又有3個河北農村的孩子來到了這裏，他們是來投靠在這裏打工的姑姑。
朱永新介紹，蘇州這兩年也面臨着這樣的難題，經過幾年的努力，蘇州已經有60%~70%的打工子弟在公辦學校上學。“今年一下子又來了4萬多人。”
難道真是安置得越好就會吸引越多的打工者把孩子帶來？
據幾名來自河北的打工者介紹，現在他們那裏離北京比較近的村鎮都不辦學校了，“反正年輕人都會來北京打工，孩子自然會帶到北京來，比村裏的學校不知好多少倍”。
“按照一個學校1000人計算，這4萬多人，至少需要40個學校。”朱永新不無焦慮地說，“從目前的狀況看，蘇州市對打工子弟的接收已經基本達到了飽和。”
無論有多少困難，一個事實是我們無法迴避的，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待。
既是教育專家同時又主管着一個城市的教育，具有多重身份的朱永新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首先要調動流入地承擔打工子弟教育的積極性”，國家對每個適齡兒童的教育經費補助要由流入地教育部門享受。國家可以發給這些流動兒童教育補助的憑證，他們流動到哪裏，就把憑證交到哪裏，憑證所附帶的經費補助就會留在哪裏，“這樣流入地爲這些孩子辦教育的積極性會提高，同時也可以更好地保證這些孩子的教育經費”。
其次，要加大對打工子弟學校的管理。由於打工子弟學校是一個比較複雜的社會問題，會牽扯到一個城市的很多職能部門，再加上很多打工子弟學校是自發形成的。因此，不少城市對這類學校的管理要麼聽之任之，任其自由發展，要麼就是嚴格取締。“要對他們進行更加科學、規範的管理”，朱永新教授介紹，江蘇崑山就在實行向每個打工子弟學校派駐督導員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再有，“要鼓勵慈善機構和公益組織參與到打工子弟教育事業上來”，朱永新教授介紹，國外不少這樣的教育機構都是由慈善組織參與其中的。這既可以減輕政府的壓力，同時也能使流動兒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打工子弟的教育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朱永新教授說，這也是我國城市化過程中要面臨的一個挑戰，現在還只是開始，這些現在“擇城”來到了城市，可是幾年以後他們還要面臨中考、高考，“現在解決好這第一步的問題，後面的問題才能得到更好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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