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1977年10月,恢復高考的消息發佈,知識青年歡欣雀躍,奔走相告,頓時感到光明在前,生活充滿了希望。在1977年12月臨考前一段時間,大多數準備高考的青年和家長都有一種興奮的情緒,全民都在議論恢復高考這件事,整個社會的神經都被高考所牽動。每個中學都爲自己的各屆畢業生輔導備考,每一場輔導課都擠滿了聽衆,每一個精於輔導的老師都十分受人尊敬,每一個善於答題的備考者都受到人們的欽佩。
和當時絕大多數人一樣,我抱着“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心情走進考場。不過,我在這一年,參加了兩次高考。一次是1977年11月舉行的藝術類高考,一次是12月正式的高考。
與現在藝術類考生的文化考試要參加普通高考不同,當時藝術類考生的文化科目是單獨舉行的。我至今記得,文化考卷的作文題與畫畫有關,我的作文以魯迅的一句詩“願乞畫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爲結尾。當時,龍巖地區共有300多人蔘加了美術招考,而福建師大的美術專業只招2人。我的美術專業成績進入前四名,文化科成績第一。但在四選二時,最終卻沒被錄取。於是我馬上轉頭參加正式高考。通常藝術類的考生文化科成績都不太理想,即使馬上參加正式高考也很難考上。在77級大學生中,相信像我這樣參加過兩次高考而最終走進大學的人全國很少。
我的高考故事還有另一點獨特:錄取的大學比自己填報的第一志願還要理想。我報文科,1977年外省高校來福建省招生的學校和專業非常少,福建省招收文科的高校也只有福建師大和廈門大學。每個考生可以填三個志願,我喜歡文學,志願也只在文史兩個學科中選擇。第一、第二志願分別是福建師大的中文系和歷史系,第三志願是廈大的中文系。在當時,如果能考上福建師大,對我這樣的知識青年來說,就是天大的好事了。不敢企望廈大,將廈大放在第三志願,是不想讓志願欄的第三格空着。
那年我的高考成績是總分302.1分,這成績在1977年是相當高的,在同齡人中更是很高的。大概是考慮年齡分數比偏高,且在是否服從統一分配欄中,填了“服從分配”四個字的緣故,結果被錄取到原來我自己都不敢奢望的廈門大學。雖然進的是歷史系,但還是大喜過望。
考上大學,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生的重大轉折,尤其是對我們這些知青而言,好似魚躍龍門。久處知識飢渴狀態的77級大學生都有一種強烈的求知慾,看到過去無法借到的書籍,就像餓虎撲食般地享受知識盛宴。同學們都明白,歷史給了我們非常好的機遇,因而報效國家的使命感也特別強烈。
絕大多數77級大學生只與高考結緣一次,我卻要與高考結緣一世。只是1977年我的高考故事是參加高考的故事,後來的高考故事則是研究高考的故事。
本科畢業,我直接考上廈門大學歷史系研究生。1984年碩士畢業,我到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從那時起,我便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的高考——科舉考試,繼而又研究高考制度。
這些年來,我發表了40餘篇研究高考的論文,其中最主要的是與廢止高考派學者辯論,闡明爲什麼中國應該堅持高考的道理。我還承接了許多高考研究課題。2003年,我作爲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高校招生考試製度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首席專家,帶領一個團隊研究高考。可以說與高考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恢復高考30年之際,通常一個77級大學生只寫一篇關於自己的高考故事,而我卻將發表10餘篇關於恢復高考和高考改革的文章,並將通過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主編出版有史以來第一套《高考改革研究叢書》,共8本,由我自己的著作和歷年指導通過答辯的高考研究博士論文爲基礎構成,這算是我這位77級大學生爲紀念恢復高考30週年獻上的一份厚禮。
中國古代有“三十年爲一世”的說法。有的事情過了30年再談起來恍若隔世,但許多人回憶起1977年的高考,卻恍若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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