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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4年的“不允許大學生校外租房”到2005年的“大學生校外租房不再禁止”，再到2007年的“原則上不允許大學生校外租房。”教育部的“禁租令”從緊到鬆，這一次的消息加上“原則”二字，令人感覺不溫不火。這一次的反應分外平靜，是平靜？還是漠視？
安全係數高房子很搶手
時至今日，“空巢”寢室已不是少數現象。從7月8日開始，記者分別走訪了四川師範大學、成都理工大學、西南財經大學等高校。成都理工大學的學生張鵬程說，班上31個人，24個男生中有10個出去住過，7個女生有4個出去住過，“至少都是半年，長的有兩三年。幾乎每層樓每個寢室，都有空牀。”
7月9日上午，張鵬程帶記者到成都理工大學後門，繞過一個小花園，在一片紅磚的舊樓中穿過，抵達一棟樓3樓的一個一套二房間，客廳簡單，有一張沙發，一個飲水機。一個長髮女孩站在客廳招呼記者吃桃子。
“這是我室友，研究生。”張鵬程帶着記者走進他的房間：這是一個只有9平方米的房間，左邊一排書櫃，右邊一張小牀，牀頭一張電腦桌，兩個風扇使勁地轉着。“如果在寢室，還沒有風扇，晚上還要斷電呢。”張鵬程對自己的小天地很滿意。
這個小天地是原來的教師公寓，在校內，更添一分安全。他一路指着這些紅色的磚房說，“是舊了點，但對於很多顧忌安全的學生來說，是最好的選擇，女孩子租得比較多。房子現在仍然供不應求。”張鵬程說：除了老師家屬區的舊房子，成都理工大學附近2個樓盤：彩雲間和十里翠園，也很搶手。
學生像流水
堵都堵不住
大量涌現的高校“房東”，見證了這個“外租族”羣體的逐年增長。“這難道還是祕密麼？”在陸先生的名片上，寫着“小型家庭旅館——爲方便廣大學子探親訪友。”陸先生做學生生意，已經快10年了。
四川師範大學南門正對着的樓盤，幽靜雅緻，矗立在半山坡上。陸先生的“小型家庭旅館”就在裏面。“最先是出來看書的學生，後來是同居的或者考研的，學生像流水一樣涌出來，堵都堵不住。”
小區內這套118平方米的房子，簡單裝修後，陸先生改裝成了5個小間。“帶空調房子1000元—1500元/月，不帶空調的700元—800元/月，這是長租的價；短租，還要貴些，30元—70元/天。現在學生的經濟條件好，可以承擔這些費用，如果幾個人合租，分擔下來很划算。”
這儼然形成一個鏈條：減少了到處張貼的出租廣告，沒有了中介，學生想要出來住，只要在附近的小區問問，房主們在門衛那裏“掛了號”，一問就知。出租屋的格局形成後，周圍的餐飲、娛樂心照不宣地催生出來。
自我空間
有人認爲，此次“禁租令”是教育部2005年後的又一次政策迴歸。但“禁租令”對於租房族而言，一直就是溪流入海，波瀾不驚。它爲什麼被輕視？說到底，是學生們厭倦“格子式”的框架生活，極力打破按部就班的平淡生活，尋找自我空間。
外面住，想睡好久就睡好久
“2004年9月入校，10月就出去租房住了。我們是6人間寢室，上下鋪、電視、飲水機，空間比較小。但總感覺不行，就搬出去了。學校所在的小鎮，農民提供租房，很便宜。在外面住，想睡好久就睡好久，沒人管。寢室收費照樣交，2004年、2005年、2007年，這三次出通知，我覺得沒什麼影響。發現校外租房住，老師還是要喊回來住，就算你不聽勸告，也不會受處罰。”大四學生劉佳說，“禁租都是爲了安全問題，如果學校逗硬，我肯定不出去住了，但是還是肯定有人出去住。長期以來，不怕處分的學生多着呢，就看學校管理的力度夠不夠。”
劉佳說：“大三大四是標準的4人間了，條件很好，除了空調基本上都有，很多同學也搬回來住了。”大學生校外租房大致有三種原因：一是與戀人同居，二是想有一個寬鬆的學習生活空間，三是對學校的生活條件感到不滿。爲了環境而“外出”的學生也是增長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夏天。
受質疑，顯露出我行我素
在部分學生看來，控制寢室的居住人數，部分租房的學生會停止外出腳步。“現在的理解太偏頗，一提出去租房住，就會馬上想到同居？”即將畢業的朱華說：“我身邊的同學，同居出去租房子還是少數，大多數是因爲考研。”因爲寢室和自習教室到時間要關燈，所以出去租房是可以理解的。
學生的這種“自我”，也受到了一些老師和同學的質疑。“長期下來造成集體觀念淡薄，某些集體活動中，很多校外租房住的學生顯露出我行我素的個性。”一位高校老師說。
屢禁不止
教育部2007年7月6日的通知中指出，“2007級及以後的新生要保證按班級住宿，其他年級在校生，沒有按班級住宿的要制定計劃，在三年內逐步實現按班級住宿。”“要杜絕按學生經濟狀況安排住房。”調查中，記者發現成都高校羣，基本上是統一安排住宿，而不是學生自行選擇。部分學校管理其實是屢禁不止後，乾脆放任自流。
原地踏步禁令沒有“對症下藥”
早在2004年，第一道“禁租令”出來時，《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中青在線合作進行的在線調查結果顯示：25％的公衆明確支持教育部門的這項新規定，他們認爲“學生就應該住在學校，這樣也確實會安全一些”；與之相反，39％的公衆表示了反對，在他們看來大學生早就是成年人了，各方面都應該自立了；還有36％的公衆沒有明確表態，他們覺得具體情況應該具體對待，不應“一刀切”。“如果還是採用堵的方式，等於原地踏步。”學生劉濤說，教育部的禁令沒有“對症下藥”。
既是學生，也是成人，這兩個身份的交叉，讓老師也頗爲頭疼。“我們有很多考慮，最主要是學生的自律性、安全問題。”一名高校老師說，學生長期在外居住，“再加上一些所謂的‘日租房’藏污納垢，對學生的身心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再問起學生外出租房，校方依然覺得是一個“不好談”的敏感話題。記者採訪中，省內一些教育學者，不願意談這個“政策性”的話題，接觸的高校老師接受採訪，也只是簡單歸結爲“個人問題”、“沒有必要”和“一廂情願”——許多大學生也表示，體諒學校的難處。
學校低調 管理上放任自流
記者瞭解到，成都高校對學生住宿管理一般存在兩種情況：家在本地可以走讀，其他一律寄宿，走讀需要提交申請，並由監護人簽字。“對於有實際情況需要在外面租房的同學，先由本人申請，經過學院審查批准，留下租房聯繫方式，家長簽署意見後放行。”一位老師表示，原則上是這樣要求。
“出於安全考慮，採取了夜間查寢制度，但這樣也無法完全杜絕校外租房情況的發生，尤其是一些高年級學生，學校對他們以考研、找工作爲理由在外租房的事大多采取默許的態度。”一名高校老師表示。
“禁租令”出來後，記者採訪了三個大四的外住學生，他們到現在爲止都未收到學校的任何通知說不能在外住宿，有人甚至從未聽說過不準在校外租房的通知。高校的表態低調，對於校外租房的大學生是否有具體的處罰辦法也無從得知。
專家觀點
高校後勤應該社會化
“作爲政府主管部門，設定規則的確是教育主管部門份內之事，屬於它們的‘自由’。”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楊開忠表示：“高校學生是被社會寄託了希望的羣體，高校學生外出租房的問題，備受社會關注，這樣的關注形式下，社會的確需要一個理性的政府表態。此次禁令，並不是單方面的針對學生，同樣，也對學校的具體工作提出了要求。這是雙向的，是在促進協調的一個過程。”
楊開忠認爲：“尊重高校學生作爲成人的權利，不應大驚小怪、一棍子打死。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學生搬到校外住宿，要正視學生的這種需要。學校只是起一個監督和約束的作用，畢竟他們已經成年了，應該對自己的行爲負責。隨着大學擴招，一些學校學生宿舍逐漸吃緊，受自身條件的限制，也承擔了一定的管理壓力。”
“雙方，包括整個社會，都需要一個逐步適應、協調的過程。後勤社會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但在後勤社會化的改革過程中，不能只是靠‘堵’，給學生創造出更好的居住、學習環境，同時應注意研究學生的心理和實際需要。我個人建議，應該多一些‘廉租房’性質的宿舍。”楊開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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