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總是在重複已成歷史也半是傳說的那些事。人的命運那沉甸甸的石頭，時常讓我們忘掉草草收場的一生和對失敗堅定不移的追逐，直到看不見自己是渾身披掛着走過去。
不久前，巴黎古董市場拋出一套十四冊的手記，估價15000歐元，最後以85000歐元成交。作者不是大作家，而是職業劊子手阿納多爾·戴佈雷。他一生砍掉395顆人頭，與衆不同的是，他洗完手回家，把行刑的細節記下來，從小愛文墨的他，因爲是劊子手的兒子便只能在斷頭臺邊了此一生。
有多少職業是要到故紙堆裏翻出幾片紙，才讓人猛醒，那些名頭下捆綁了多少雙身不由己的手，來無蹤去無影。
很少有人還記得最後一顆人頭是幾時砍下的，這個連送進嘴裏的食物都必經幾道精緻器皿的民族，對社會正義與這架刑具之間那些事忘得比誰都快。那念頭掠過都會掀動半身寒毛的終極場景，並不需要往遙遠的地方追，它近得令人難以置信。那是1977年9月10日凌晨4點40分，在馬賽博梅特監獄的院子裏。誰能想到嬉皮士唱博愛唱到世界盡頭的年月，自家後院裏卻照樣血淋淋地斬掉人頭。幾秒鐘的時間，殘殺情婦的阿米達·迪揚杜比的頭，就滾落在地。人只在死的速度裏，體驗生之漫長。那天刑具收起後，便再也沒有機會露面。迪揚杜比不是最後一個殺人兇手，但卻是最後一個上斷頭臺的人。自此又有一門手藝“失傳”了。其實這是最古老的職業，有人的地方必有劊子手。
法國大革命前，劊子手算不上職業，因爲操此營生被視爲介於人與鬼之間的另一種生物。這個民族將人分等的精細無人能比，找不到合適的層次，另創一個也絕不含糊。但人頭鬼面的另一種生物卻沒有一個政權不需要。那時候，行刑人的手藝也是各式各樣，比如貴族的頭是用劍砍的，平民則只可受用絞刑、火刑和車輪刑。其中火刑是信仰動搖的人之“專利”，思想不堅定讓你死都留不下一把骨頭。這麼個處理人的細節，至少讓人明白隔絕古今的這二百年，爲什麼不足以根絕頑症。人在死麪前各有各的資格，你就看這動物多麼的無可救藥！大革命後一度頭腦發熱提倡人人平等，劊子手從此有了公民權，手藝的花頭也被去掉。因爲有一個人道的醫生紀堯丹，認爲吊死可能彌留的時間很長，而用刀砍頭往往一下不解決問題，只有瞬間結束的死才能保證人的尊嚴底線。於是1791年立法院通過一條刑法：“死刑犯一律斷頭。”
1792年紀堯丹設計了斷頭臺，用他的話說：“我可讓你的頭眨眼間就掉下來，沒有痛苦。”究竟痛苦與否，知道的人永遠不會說出祕密。這其實也算一個進步，不光國王庶民一個死法，而且不再需要滿臉橫肉的大力士，在劊子手與死刑之間從此隔着一架機器。斷頭臺便有了一個綽號：“國民大剃刀”。後來人不斷改進死刑技術，就是隨着這種死要讓人看得舒服的思路。敏感的族羣殺人都要戴着一塵不染的絲絨手套，但恨起來卻也絕不手軟。
在其後近兩百年間，沒人推翻紀堯丹的理論。美國的電椅、日本的絞架，若比死亡速度，不如斷頭臺。一個工作到退休的劊子手，一生可以砍掉幾百個人頭，每次重複同一個動作：把人臉朝下按倒，一拉機關，懸在約兩米高的利刃垂直下落，眨眼屍首分家。不管每顆頭顱有多麼不同的故事，被砍掉的動作是千篇一律的。在這裏，只有政治犯有“資格”讓納稅人破費幾顆子彈錢。
這些在國家機器中執行特殊使命的人，儘管有公民身份，在經濟上也擠入中產階層，但永遠是異類。若查檔案，劊子手之職在政府職員表上不存在，工資卻是國家發的，好像這麼遮蓋起來，髒活便與他人無關。連行刑工具斷頭臺都是劊子手自管，行刑時他支起來，殺完他搬走。這個行使社會正義的最終手段，政客只管通過法律讓其存在，法官只管判決爲其存在提供依據，唯有執行者是見不得人的。因此劊子手在法國都是父傳子子傳孫，婚嫁不出圈子。我後來發現很多職業都有血緣太近的嫌疑，有些是被迫的，有些是自覺的，圈子小的，人面舉止都有幾分重疊。我們這些被“開放”的神話灌醉半生的人，走進這個國度，被禮貌三分的外表再溫燉二三年，纔開始心冷，因爲看見了那些無法穿越的圍牆，一道比一道深。
戴佈雷家族是法國最後一個劊子手“王朝”。在他們之前有桑鬆家族，從十七世紀操此職業，一直做到沒有男性後代方止。
別看沒人願意作劊子手的女婿，他們“幹活”卻從來不乏看客，觀刑人數一般不少於十萬。羣衆愛看，刑場就成了戲臺，劊子手是主要演員，媒體是評論員。每次行刑，動作利索、準確與否，過程快不快，都是記者津津樂道的內容。這裏人做什麼事都形同品嚐美味，舌頭尖上的感覺都先做成詩才吞嚥下肚的。各報闢有專欄，談起來就像評廚藝，因爲讀者食不厭精。戴佈雷被列爲手藝好的劊子手，一如其父。
最後一次公開行刑也並不久遠——1939年，在凡爾賽。刑前斷頭臺沒裝好，行刑時間就大大違背了瞬間結束的許諾。但觀衆趨之若鶩，還有人衝上去用手帕沾血。這個枝節讓我想到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文明雖各有各的花架子，但糊塗的程度大同小異。這次“技術故障”，卻讓政治家開了竅，從此行刑不再公開。所以公衆視野裏的職業劊子手1939年後便了無蹤影。“殺雞給猴看”這種遠古心理至此治癒。一個社會漸漸地就把看得見的血腥收藏起來，到一定的時候差不多人人學會了清醒者的僞善。
同年，阿納多爾·戴佈雷在赴外省行刑途中，猝死火車站。以精確動作了結他人命運的人，卻也無法預知自己的終點站。要不是半個多世紀後發現他的筆記，沒人意識到這是個以一己之身集中了集體意志的人。社會公正末了擠壓在一雙凡人的手上，其他人便都脫了干係。我們美麗的靈魂，時常沾着他人手上的血腥，一路走，一路遮掩。
如果從職業消失的角度來給社會前行號脈，這是一個社會一路抖落掉的最不“漂亮”的職業。這場與腐爛做的賽跑，人總算比他送進嘴裏的東西快了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