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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國大學教育的人，可能都會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本世紀初，最早承擔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變職責的，大多是一批傳統的士子，比如北大校長蔡元培、南開大學創始人嚴修、南洋大學堂校長唐文治、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以及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等等，都是進士或舉人出身。如果僅僅是個別人，也許還是特例，但現代大學教育史向我們顯示，這是一種較爲普遍的現象。
不僅如此，這些現代大學制度的設計者，同時又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比如蔡元培，是留德學生，而蔣夢麟是留美學生。而且，從一開始，他們就居於教育的主導地位，像蔡元培、蔣夢麟都是做過大學校長和教育部長的人。現代大學的萌芽時期，最需有好的設計者，這一點，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大學的幸運。制度的設計在於理念，在於對國家進步的強烈感情，在於對世界文明的誠意。中國早期大學制度的設計者們，可以說都是具有這樣品格的人。有了這樣品格的人，才奠定了好的大學制度，最終纔出現了像北大、清華、復旦等一些向當時國際一流大學看齊的大學。
除此之外，1929年7月，國民政府制定的《大學組織法》還明文規定，除國立大學外，可以設立私立大學，“由私人或私法人設立者，爲私立大學”。尤其重要的是私立大學的概念裏包含了外國人和教會可以在中國辦大學，這是一種開放的世界眼光。在中國教會大學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早期由於缺少現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任何新事物都難免是舶來品，新式大學顯然是外國輸入，嚴格區別於中國的傳統教育。”
當時國立東南大學的校長郭秉文曾說過：“從全國範圍來評論，有些教會大學已處於中國最好與最有效率的大學之列。而且，由於他們興辦得較早，所以他們就有更大的影響與更多的優勢。”
對於這些大學，教育部一視同仁。而且對於辦得好的私立大學，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撥款補助，或者由教育部轉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員會撥款補助。在待遇上各種形式的大學地位是平等的。《大學組織法》還明文規定：大學校長不得由官員兼任。“大學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國立、省立、市立大學校長簡任，除擔任本校教課外，不得兼任他職”。在中國早期大學制度設計者的理念中，教育獨立的觀念可以說深入人心。
1937年，胡適在廬山談話中也多次強調，官員不能兼任公私立學校校長或董事長。1945年，蔣夢麟做了行政院祕書長後，他的北大朋友就勸他必須辭掉北大校長一職，他們認爲，大學校長決不能由官員兼任。此外，當時十分強調私立大學與國立大學的平等地位，事實上做沒做到還在其次，重要的是辦大學的人應有這樣的理念。中國是一個具有非常優良教育傳統的國家，從古代的私人講學到現代的私立大學，都可以舉出無數的實例。從私立大學到民間教育家，本來就有一脈相承的傳統，只是後來中斷了，不是中國人沒有能力辦好私立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光華大學等等，在當年都是堪與國立大學比肩的私立大學，其校長張伯苓、林文慶、馬相伯、張壽鏞，個個稱得上一代教育宗師。
胡適在《談談大學》的演講中曾說過：“記得二十餘年前，中日戰事沒有發生時，從北平到廣東，從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學，當時每一個大學的師生都在埋頭研究，假如沒有日本的侵略，敢說我國在今日世界的學術境域中，一定佔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過去的一點傳統現在全毀了。”
對今天的人來說，那個年代已成歷史。我們只能回望，從前輩學人留下的點滴文字中，感受那個年代的大學，以及那個年代的教授。
自由流動的教授
過去的教授是可以自由流動的。所謂自由流動，是指大學校長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選擇大學的自由。自由流動其實就是遷徙自由和擇業自由的具體化。由於過去的教授社會地位較高，經濟上相對也有保障，這使自由流動成爲教授生活的一種常態，就是說，過去的教授一般不會在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大學裏混下去，特別是年輕教授，他們的流動性是很大的。
流動本身是一種雙向選擇的機制，教授在選大學，大學也在選教授，教授最終固定下來的大學，通常就是他們比較滿意的大學。這種自由流動的機制，對於展示一個人的才華有積極意義，同時也對教授保持學術活力有促進作用。
1932年，楊樹達在清華執教，當時的中文系主任是劉文典，因爲有人說了楊樹達的閒話，他就決定離開清華。楊在回憶錄中記下了這件事：“十一日。書與系主任劉叔雅(文典)，告以下年不願受清華之聘。廿二日。文學院院長馮芝生(友蘭)來，言見餘與叔雅書，有辭職之說，務請打消此意云云。餘答言：‘聞學校有人與餘爲難，故有彼信，免使學校爲難。餘學問佳否，姑可不論，即憑餘之努力，學校不應因諸先生無知之言而對餘不滿。’芝生唯唯而去。二十三日。在清華，劉叔雅來信：學校局面已定，不許餘辭職，休假不成問題。此次當教授皆續聘三年，希望假滿後仍回學校任教云云。”
像這樣的情況在過去的大學裏是常見的，是真教授就不愁沒有去處。當年魯迅在中山大學，後因傅斯年又聘了顧頡剛來中大，而魯迅和顧頡剛有積怨，不願待在一個學校，所以很快就離開了。由於有自由流動的機制，大學裏教授之間的矛盾一般能夠減至較低程度。
說痛快話的教授
張東蓀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早年在上海光華大學做教授。當時學校有一個慣例，每次校務會議開會時，主席都要恭讀總理遺囑。張東蓀對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說：“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遂奪門而去。
西南聯大時，國民黨當局要求負有一定行政職務的教授都入黨，當時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聽罷脫口說道：“扯淡，我就不入。”
過去的大學裏，教授對於黨派活動一般是比較反感的，這種態度源自西方的大學理念，還不僅是對某一具體黨派好壞的評價，而是從根本上反對在大學裏進行黨派活動，無論是什麼樣的黨派活動，教授們都不贊成。王瑤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說：“他平日並不過問政治，1942年昆明學生髮生倒孔運動後，國民黨大批拉攏大學教授入黨，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記中，曾記載聞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國民黨，因了他的拒絕，纔沒有加入。”
張奚若是中國知名的政治學教授，抗戰期間，曾做過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他在參政會上多次對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提出尖銳的批評。有一次擔任會議主席的蔣介石聽得不高興，打斷了張奚若的話。張盛怒之下拂袖離開會場，返回昆明。下次參政會開會時，張奚若收到邀請信和路費後，立即給參政會祕書處回電：“無政可參，路費退回。”
1946年初，在舊政協開會前夕，張奚若應西南聯大學生會的邀請，做過一次演講，開講之前，他就說：“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
講課自由的教授
講課自由是學術自由在大學的一種表現形式。所謂講課自由，是指大學教授在講臺上有自由傳播自己學術觀點的權利，也有自由表達自己政治見解的權利。舊大學裏對前一點體現得較好，而對後一點限制頗多。
舊大學從體制上說有一長處，就是在課程設計上留給教授很大的空間，簡單說就是那時沒有統編教材，在課程設置好大體範圍之後，教授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和學術專長選擇教材。在舊大學裏，教授的講義通常就是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多年積累之後，多數都要出版。舊大學教授的學術成果許多就是由講義而來的，有些學生記下的課堂筆記，多年以後出版，人們也會當作學術成果看，這是舊大學裏的一種傳統。由於沒有統編教材，教授就必須學有專長，如果隨便找一本專著來做自己的講義，那樣的日子是不會長久的，不但同行會看不起，學生也不買賬。
沒有統編教材，也就沒有統一考試，所以舊大學裏教授的權力是很大的。比如說，當年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試題就是對對子，他出了上聯“孫行者”，請考生對出下聯。據說當年對出下聯“胡適之”的只有一人，即後來成爲古漢語專家的周祖謨先生。
史學家李埏回憶，當年陳寅恪在西南聯大講授隋唐史，開講前開宗明義：“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這雖然是大師的風格，常人難以企及，但這也從另一面說明，自由授課在當時的大學裏是很受推崇的。
教授保護學生
在舊大學裏，教授和學生平時也許並不那麼親密，但在遇到大事的時候，學生對教授的態度則是充分信任，而教授對學生也可以說是愛生如子。對於學生的政治興趣和政治選擇，教授一般是有一個態度的，有時教授也會勸勸學生，希望學生能夠聽他們的話。教授有苦口婆心的時候，也有和學生起衝突的時候，但教授和學生彼此之間的信任，一到關鍵時刻，便會體現出來。
馮友蘭回憶錄中，就表達了他很珍惜當年和學生之間的這種情誼。有一次，清華接到當局的一份學生名單，要學校把這些學生交出來。梅貽琦校長立刻召集校務會議，商討應對辦法，決定由教務處通知這些學生，叫他們小心謹慎，儘可能隱蔽起來。當局派部隊圍住了清華，要逮捕這些學生。剛吃罷晚飯，梅貽琦打電話叫馮友蘭去他家開會。馮剛要出門，有兩個學生要進來，他就說：“好吧，請進來吧。”
到了梅家以後，才知道大部分學生聚在體育館內，軍警正準備攻打體育館。梅貽琦說：“看情況隨時都可能發生大事，校務會議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隨時應付。”
然後梅貽琦就往城裏打電話，請求援助。後來找到當時的市長秦德純，他過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軍警才撤離了清華。
等馮友蘭回到家裏，那兩個學生也走了。馮後來回憶說：“任載坤(馮夫人)對我說，那兩個學生坐在客廳裏，在沙發上睡着了，發出很大的鼾聲。她聽見門外常有人來來往往，怕出危險就把他們叫起來藏在後院廚房裏。我也不知道那兩個學生是誰。”
當年的一個學生後來回憶說：“我們從梅校長家出來，已將天黑，大家就按校長的話，設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葉公超教授家裏，像姚依林當時躲在馮友蘭教授家裏……從這一件事看來，梅校長當時作爲國民黨政府特任的國立大學校長，能冒着一定風險，如此保護學生，應該說是十分難得的。”
校長保護教授
大學校長以愛護學生和教授爲天職，這也是現代大學的理念之一。對舊大學的校長來說，他們決策什麼事情，往往先會在思想情感方面和教授學生進行溝通，全然不把大學校長當做一個官員來做。所以每當教授和學生出事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去責怪教授和學生，而是先去解脫他們，使他們免於任何迫害。
那時的大學校長似乎有一種自覺，凡是教授和學生遇到什麼事情時，他們總是把教授和學生放在第一位，這是過去做大學校長的基本行事原則。
當年許德珩、侯外廬、馬哲民都是進步教授，“七七”事變前，他們被捕後，成爲當時北平轟動一時的大事。當時北大校長是蔣夢麟，文學院院長是胡適，誰都知道他們在許多問題上與這些進步教授的看法根本不同，可以說不是一路人。但在他們出事以後，蔣夢麟和胡適卻多方奔走，設法營救，直至最後，國民黨政府迫於壓力，釋放了三位教授。
史學家張芝聯回憶，他當年在上海光華教書時，有一段時間還兼任校長朱經農的英文祕書。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給朱經農校長的密件，恰好落到張芝聯的手中，原文是這樣的：“上海光華大學朱經農校長密鑑：據有關機關報稱，該校祕書張芝聯，祕密領導左傾學生醞釀成立自治會，並借授課時間分析時局，攻擊本黨且煽動學生退出本黨等情，希查明具報爲要。”
張芝聯看完後大吃一驚，立即去找朱校長。朱經農看完密件後安慰張芝聯說：“不要緊，我去南京向部裏說明，不必擔心。”
教授幫學生翻譯論文
費孝通晚年常常念及他當年在西南聯大和幾個學生一起做研究的情形，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研究羣體：魁閣。
那時費孝通是這個集體中的領導，他的幾個學生如史國衡、張子毅、胡慶均等人，在費先生的領導下，都非常努力，做出了許多學術成果，如史國衡的《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以及張子毅的《Earthbound China》(與費孝通合著)。這些學術成果在當時很有影響。
1943年，費孝通到美國後，親自將自己學生的研究成果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當時費先生也只不過30出頭，做這樣的事當然是需要一點胸懷和境界的。
王淦昌先生回憶他當年在清華的學生生活時，也說到過這樣一件事：“1930年我考進德國柏林大學做研究生，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了我上面說的那篇論文被翻譯成英文發表在清華大學論文集第一期上，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驚訝，十分感激。吳教授對他學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樣認真，竟親自翻譯並送去發表。它又是一股無形的動力，激勵着我在柏林大學認真做研究。”
王淦昌提到的教授，便是當時清華物理系的吳有訓先生。
教授學生都犯上
“五四”是一個令人神往的時代。當年的“五四”人物，雖然最終的結局不同，但作爲個人，他們的人生都是充實的。“五四”不是一個普通的歷史事件，對那一代人來說，她是一個精神事件，因爲從此以後，他們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過去的知識分子多數是有“五四”情結的，因爲這個運動影響他們太深了。聞一多就曾說過：“《中國之命運》(蔣介石著)一書的出版，在我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裏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那時傅斯年還在北大讀書，他們想辦一個刊物，就去和當時的文科學長陳獨秀說，陳獨秀很爽快地答應了，並說：“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願，經濟方面，可以由學校負擔。”《新潮》就這樣辦起來了。在《新潮》第一卷第一號上，傅斯年就寫文章批評了當時北大文科的教授馬敘倫。
當時北京大學出版部剛出版了馬敘倫的《莊子札記》，傅斯年在他的文章一開始就說：“泛覽一週，始覺失望。”然後一一辯駁，毫不留情，在文章的最後說：“先生書中有自居創穫之見者，實則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來者。”並指出馬敘倫抄襲了胡適的觀點。
傅斯年說：“胡先生此講義印於去冬，馬先生《莊子札記》刊於今夏，同教一堂不得雲未見。見而不雲所自來，似爲賢者所不取也。”
緊接這篇文章之後，還是傅斯年，又做了一篇批評文字，這回是批評蔣維喬譯的一本書《倫理學講義》。
傅斯年說蔣維喬譯的這本書：“是部無感覺無意義無理性的書。”“我寫到這裏，忽然覺得錯了。他本是自日本陳書裏翻譯來的，我爲何安在他身上！不仍舊是拿‘著作者’待他嗎？”
當年《新潮》社出了那麼多人物，與那樣的時代精神是分不開的。
識大體的教授
讀過錢鍾書《圍城》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教授毛病也很多，有些毛病還是知識分子獨有的。
錢鍾書還有一部中篇小說《貓》，諷刺當時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筆墨也很辛辣。而這兩部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以當時的大學教授爲原型的，也有研究者指出過其中的人物就是某某。
錢鍾書曾在西南聯大短期執教，其間不是很愉快。在他的筆下，對大學教授多用了一點諷刺筆墨，是情理中事，也不能說就是醜化知識分子。錢先生只在西南聯大待了一個學期就離開了。
劉文典也挖苦過沈從文。據傳，有一次躲警報，劉文典見沈從文也跑，就和人說，我跑是怕沒人教《莊子》了，學生跑是爲了將來，他沈從文跑什麼。劉文典是古典文學專家，看不起新文學，纔出此言。
然而總體上觀察，過去的教授還是識大體的，儘管他們也有許多毛病，但在大事面前一般多不糊塗，大多能避開私利，從大局着眼。
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曾說過這樣一件事：
一天，北大校長蔣夢麟，從昆明到了當時還設在蒙自的西南聯大文學院。晚上北大師生聚會歡迎，錢穆也去了。許多教授連續登臺發言，說了聯大的種種不公平。當時南開校長張伯苓和北大校長蔣夢麟都在重慶，不常來昆明，只有清華校長梅貽琦常住昆明，所派各院院長，各學系主任，皆有所偏。比如文學院院長就長期由清華馮友蘭連任，北大教授很不滿意，一時羣議分校，爭主獨立。錢穆聽了就起立發言：“此乃何時，他日勝利還歸，豈不各校仍自獨立。今乃在蒙自爭獨立，不知夢麟校長返重慶將從何發言。”
錢穆說完，蔣夢麟立即起來插話：“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在此問題上起爭議，當另商他事。”教授們便都不說話了。
教授不以政治衡人
舊大學裏教授之間的關係也很微妙，但總體說來，還是人情味較濃的。那時對於多數教授來說，評價一個教授的好壞並不因他的政治觀點而有偏見。將一個人的爲人處世和他的政治活動分而論之，是文明程度較高的體現。
楊樹達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說到過他和陳獨秀的一點關係。他說：“從清華入城，車中遇鄧叔存(以蟄)。告餘雲，陳獨秀在獄中，專治文字音韻之學。今日正以陳緘囑，入城購餘所輯《古聲韻討論集》雲。餘因邀叔存來餘寓，以《清華學報》所載餘說字之文單印本二冊，一、《形聲字聲中有義證》，一、《釋》以下十一篇，交叔存，請其轉致。餘與陳君不相識，惟曾見其著一說字誼之書，頗便初學。文學革命時，陳、胡並稱，然陳之小學知識在胡適等人之上也。”
遙想當年，陳獨秀在北京大學是何等生氣，他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後來的道路十分曲折。鄧叔存、楊樹達都是對政治興趣不大的人，但他們並不因此而反對別的教授對政治有熱情，這也不影響他們之間的友情。陳在獄中研究文字學，很得到他當年教授朋友的幫助，其中就有他不相識的楊樹達。教授和當時知名的政治犯往來，也很自然，這和陳獨秀當時的社會聲望有關，但也與當時教授之間形成的不以政治論成敗的做人準則有關。在舊大學裏這是爲教授們所默認的一種行事原則。
校風的薰育與傳承
我們現在從許多人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儘管教授之間難免也有矛盾，但從整體上說，還是融洽的。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記下了很多教授之間發生的故事。
李埏回憶他在西南聯大時的生活，對聯大的學風非常懷念。他說那裏的門戶之見、文人相輕的陋習是比較少的。這個大學，像不擇細流的湖海一樣，把許多的專家學者彙集在一起。一位教授，在他研究的那個學術領域內，可能是不容爭辯的權威，但在那個領域之外，還有很多領域，很多權威。對那許多領域，即使是最淵博的學者，也總有許多不是他專長的，那成百上千的選修課，個人所能開出的不過數門，這就不能驕人了。
李埏說他在聯大時，常常聽到一些他很心服的老師謙遜地說，自己對某方面所知甚少，某個問題最好向某位教授去求教，這種態度對他有很深的教育。他還經常看到已經頗負盛名的教授，到其他教授的講堂裏，和學生們同坐在下面一同聽課。比如沈有鼎先生就經常去聽別的先生的課，這在聯大也是一種風氣。教授之間的這種風氣，也影響了他們的學生。
王浩把他在西南聯大度過的那段時光稱爲“誰也不怕誰的日子”。王浩說：“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不論年資和地位，可以說誰也不怕誰。當然因爲每個人品格和常識不等，相互間會有些不快，但大體上開誠佈公多於陰謀詭計，做人和做學問的風氣是好的。例如在課堂上，有些學生直言指出教師的錯誤，而教師因此對這些學生更欣賞。有兩次教師發現講授有嚴重錯誤，遂當堂宣佈：近幾個星期以來講得都不對，以後重講。教師與學生相處，親如朋友，有時師生一起學習新材料。同學之間的競爭一般也光明正大，不傷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討論，以增進對所學知識的瞭解。離開昆明後，我也交過一些朋友，但總感到大多不及聯大的一些老師和同學親近。這大概和交識時的年齡有關，但我覺得當時聯大有相當的人在爲人、處世上兼備了中西文化的優點，彼此有一種暗合的視爲當然的價值標準。”
西南聯大的校風，在很大程度上得之於教授和學生對中西文化優長的完美融合，這種融合是在自覺狀態下完成的。一位聯大的學生回憶說，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先生曾說，楊振聲先生講小說必稱沈從文，講戲劇必稱丁西林。這話在國文課上只證實了一半，爲什麼聯大國文課本中沒有選沈從文的小說呢？據說，當年討論篇目時，規定過一個原則，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選。這麼一來，就連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沒有機會在國文課本中露面了。
姜亮夫回憶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生活時說：“在清華這個環境當中，你要講不正當的話，找一個人講骯髒話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學生同先生、學生同學生，碰見了都是講某個雜誌上有某篇文章，看過了沒有。如都看過兩人就討論起來，如一方沒有看過，看過的就說這篇文章有什麼好處，建議對方去看。”
鄭敏曾在西南聯大哲學系讀書，她這樣回憶馮友蘭：“一位留有長髯的長者，穿着灰藍色的長袍，走在昆明西南聯大校舍的土徑上，兩側都是一排排鐵皮頂，有窗無玻璃的平房，時間約在1942年……正在這時，從垂直的另一條小徑走來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鏡，將風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褲襯衫的學者。只聽那位學者問道：‘芝生(友蘭)到什麼境界了？’於是兩位教授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這是鄭敏筆下的馮友蘭和金嶽霖。鄭敏說，當時“每位教授走在那狹小的昆明石板小徑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學術思考中”。
殷海光1938年入西南聯大，後又進入清華研究院。當年曾受到過金嶽霖先生的賞識。他回顧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響外，就是西南聯大的薰育。他在給林毓生的信中說：“在這樣的氛圍裏，我忽然碰見業師金嶽霖先生。真像濃霧裏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了。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而已，並且是一位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吸，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論他本人，他是那麼質實、謹嚴、和易、幽默、格調高，從來不拿恭維話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
殷海光是金嶽霖的弟子，余英時是錢穆的弟子，錢穆當年也曾在西南聯大待過一段。殷海光、余英時後來都成爲港臺乃至國際有影響的知名學者，而當下，內地(大陸)這樣有影響的學術傳人誰人堪當呢？
(作者系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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